最近，国际上关于中国和印度比较的文章、会议、著述铺天盖地。在2005年的“八国集团”(G8)峰会上，英国首相布莱尔更呼吁把中国和印度纳入“八国集团”。而今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中国和印度”居然成为最突出的主题。翻开主流的英文报刊，到处是“中印比较”的文章。比如华盛顿今年出版的《外交政策》第1期，就有一篇题为《印度胜过中国》，而英国《独立报》1月26日的文章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复兴是古老关系的延续》。
　　观察角度不同，学术背景和在中国及印度的经历不同，甚至意识形态迥异的人，对比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千差万别，但总起来无非乐观或者悲观两种。
　　不过，在西方最近的讨论中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可以从印度的缓慢、悄然崛起中学到什么》(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1月24日)。其作者是美国著名华裔学者黄亚生教授。
　　黄先生的文章标题就特别有价值。这里只想引用黄先生几个不俗的观点：“经济学家和分析家总在嘲笑印度无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只盯住外资的做法不仅奇怪，而且有很大害处。学术研究未必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负责的经济政策、教育的投资以及健全的法律和金融制度相比，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事实上，可以找到相反的例子。”“检验经济的试金石并非看这个国家能否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是看它能否拥有鼓励创业精神、支持良性竞争以及相对来说不存在粗暴干预的商业环境。”
　　黄先生指出，“在多数情况下，中国那些著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而不是中国本土的公司。的确，‘中国制造’的标签要比‘印度制造’更普遍，但是在中国制造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的。印度人不仅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要从全球化中获得利润，这与中国的许多情况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请让我再引用黄先生的一个观点。人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在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资。这种看法根本上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解释。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一心建造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这种做法也有暗藏的负面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把钱更多地用在基础设施上，那么用在其他方面的钱就会减少。如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能很快看到实际效果的一些项目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往往会成为牺牲品”。
　　把中国和印度放到一起对比的，主要不是中国人，甚至也不是印度人。这是西方的流行偏好。
　　但这些西方视野确实对我们有益。走马观花过印度的不少中国人，往往不屑印度，对印度的优势(对中国而言)视而不见。但我们不能等西方人提醒，才开始从印度的经验中学习。
　　西方的“中印对比”是服务于西方的利益。我们需要从中国出发的“中印对比”，我们也需要知道印度人的“印中对比”。从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中印对比”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
　　面对“崛起的印度”，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同样对于“崛起的中国”，印度人和欧洲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拿来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对印度崛起的研究，而需要中国人的印度研究，提出中国人关于印度发展的视角。尤其是，我们需要从中国出发感受长时段的印度发展趋势。
　　在中印对比中，也许应该少贴“发展模式”的标签，而应设计一些指标，例如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的数量、入学率等，进行经济学的对比，这才是有意义的，一旦超出经济学领域，中印到底如何对比，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存在着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