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俄军贸和技术合作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新中国50多年来武器发展的历程，其实主要是一部引进苏联—俄罗斯装备并加以消化、吸收并创新的历史。
　　
　　斯大林：对华军援多属旧品但却帮助奠定了新中国军工基础
　　
　　旧中国当时仅有沈阳、太原、重庆、上海等几个简陋的兵工厂，迫击炮都造不好，年弹药产量最高时也不过区区一万多吨(美苏德在二次大战期间年弹药产量都达数百万吨)。武器绝大部分依靠多方进口，人称“万国武器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要改变武器落后和杂乱的状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有寻求苏联帮助，并依靠购买和仿造苏式系列装备来建立军工体系。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寻求援助。与苏方会谈时，刘少奇提出，为解放台湾急需购买苏制飞机。斯大林在会谈的热烈气氛中高兴地答应供给“最先进的飞机”。当时苏军已有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但等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赴苏落实供货时，苏军却只肯卖给二次大战时的拉—11螺旋桨战斗机。中方还发现斯大林已让人修改了会谈记录，提供飞机的表述由“最先进”改成“先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其后美国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入侵朝鲜，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承担着巨大风险决定出兵朝鲜。同年10月下旬，中苏达成武器供应协议，根据援朝应“共同负担”的精神，中方接受苏联武器按出厂价五折记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欠下13亿美元的军火债。当时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枪，却只向中方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联起初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苏联自己都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双方一度闹得很不愉快，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无偿送给中方372架米格-15。翌年，苏联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惟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用购买和仿制的苏制武器装备了106个陆军师，其质量虽属二次大战时的水平，但毕竟实现了全军武器的标准化、系列化。斯大林对华的最大援助，是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成为奠定中国~2,1k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其中落实的工程共150项，有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苏援的工厂设备并非无偿，不过根据中苏科技协定，所有技术资料只付复印费、纸张费，而且没有专利，苏联专家传授技术后完全由中国自主生产。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
　　
　　赫鲁晓夫：大幅度提升援华质量并一度提供核技术帮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出于内外需要，他急需与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威望的中国支持，与中国拉关系。赫鲁晓夫时代也因此成为苏联对华提供援助最多、援助水平最高的时期。
　　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并提升技术质量以作为礼物。当时有人提出苏联经济难以承受，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赫鲁晓夫访华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的约定，并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提供常规武器装备方面，苏联也由提供淘汰的旧装备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的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后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比较大方，但当毛泽东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提供帮助时。赫鲁晓夫马上以中国电力不足为由予以婉拒，并说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了。这一态度说明苏方在尖端武器方面仍想保持垄断。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发展中国自己的核事业。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东欧随后发生政治动荡，苏共内也掀起倒赫风潮。内外交困的赫鲁晓夫急需中国共产党支持。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中方再次与苏方交涉核技术援助问题，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立即做出同意答复。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赫鲁晓夫是不顾苏联军方的坚决反对才做出这一决定的，条件是毛泽东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帮助建立核工厂。11月上旬毛泽东赴苏访问，在六十一国共产党会议上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从1957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射程可达500公里的P-2导弹，其性能虽不算先进，毕竟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供给了最早的样品。苏联又帮助中国设计了一系列核设施，提供了所需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1958年9月，苏联援助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建成，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也运到移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赫鲁晓夫在核弹、导弹援华问题上，一开始便带有勉强性，许多项目都有保留。中方在认真学习苏联的技术并引进设备时，在核武器研究时一开始便以本国专家挂帅，自行制定研制规划，这种“以我为主”的原则确保了外援中断后研制工作仍能进行。
　　
　　中苏关系恶化后军援中断，中国完全靠自主发展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日趋激烈和公开化。
　　1959年6月，赫鲁晓夫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暂缓两年”提供原子弹样品。对这一背信行为，中国方面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60年7月，赫鲁晓夫通知中方，撤退全部援华专家，中止多数合同，导弹和核技术援助也全部停止。此举给中国的经济和军工建设造成很大损失，更严重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和群众的感情。不过从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进程来看，苏联前期的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中国的研制时间，即便是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也比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上世纪60年代初，两国关系一度短暂回暖。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愿意提供苏军现役的米格-21战斗机和生产技术资料。考虑到国防事业的急需，中方接受了这一建议，3月间刘亚楼率空军代表团赴苏达成了购买引进协定。
　　但中苏关系不久又出现严重恶化。1962年11月，苏方在米格—21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便停止这一援助项目，中苏之间的军贸从此完全中止。
　　在1962年以后十几年间，中国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以很长时间消化此前接受的苏联装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武器装备，在“两弹一星”方面取得过辉煌，在常规武器领域也有过长期的停滞。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曾寻求过西方帮助以改善装备，但因价格问题和各种限制而未取得多少成果。1989年西方对华实行军品禁售，同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后以中国引进苏-27战斗机为契机，中苏军贸关系得以恢复。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展开了多方面的军贸和技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