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中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表决中投了赞成票，有人说，这是中国对伊朗核问题立场的一次转变。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东局势的学者，您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首先，我不认为中国在2月4日的投票是立场的转变。因为中国政府近几年多次声明的立场是：伊朗核问题应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而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把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只是向安理会作出报告，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何况，中国代表在表决后还特意做了说明，目的就是避免国际社会的误解。
　　●：那么，您又是怎样认识中国代表的解释性发言呢?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报告”和“将问题提交安理会”是两个概念。但2月4日表决刚结束的时候，许多人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就引起了一定范围的误解。后来，吴海龙做了解释性发言：“中方理解，本次机构特别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中有关‘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的内容，不应被理解为是基于机构规约第12条C款或第3条B款的行动。相反，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使机构更好地处理伊朗核问题。”
　　这是一段比较晦涩的表述，从条款到条款，从概念到概念，除了参加讨论的各国代表，外人很难明白个中含义。但吴海龙的解释性发言含义非常深刻，也非常重要。
　　第12条C款和第3条B款两款的文字极为严谨，但篇幅较长，加起来有600多字，而且和其他条款相互参照，都抄下来没有必要，就择其实质介绍如下：
　　“视察人员一旦发现接受视察的国家有违约行为，理事会应将此种违约行为报告全体成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大会。若在机构活动方面发生属于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的问题时，机构应通知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
　　关键就在于“违约行为”和“属于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的问题”这两个定性表述。国际原子能机构至今也没有对伊朗是否违约作出正式裁决，只是认为伊朗不真诚合作，有违约嫌疑。
　　我个人的理解是，它表明：这个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必须提交安理会解决的程度，安理会只是将审读一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报告，而没有根据这项报告接受、讨论和表决安理会的什么新决议的责任。因此，伊朗核问题目前依旧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处理。
　　当然，要是伊朗因此而作出不明智的举动并引起严重后果，那是很遗憾的。
　　显然，中国在上述解释前提下投赞成票，不仅坚持了以往的立场，而且既采取了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欧盟和美国合作的姿态，也同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日后的独立外交留下了空间。
　　这样做慎重而明智，而且同十年来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和决策一脉相承。
　　●：怎样理解你所说的十年来的一脉相承?
　　■：中国和伊朗曾经有过规模不小的核合作。但在1995年至1997年间，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出现，中国逐渐采取了彻底脱离伊朗核计划的决策。当时的决策是理智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现在的决策也是理智的，符合国家利益的。
　　说到伊朗的核计划不能不说到伊拉克的核计划。这两个历史上的冤家都是在1950年代中期就制定了发展核武器的规划，双方在1970年代展开了激烈的核竞赛，都开始建造核电站。根据当年的判断，如果没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分别造出“阿拉伯炸弹”和“波斯炸弹”。
　　两伊战争中，以色列客观上帮助伊朗摧毁了法国人为萨达姆建造的反应堆，伊拉克的空军炸毁了德国人为伊朗建造的反应堆。战后，两个国家都试图恢复核计划，但萨达姆愚蠢的对外政策使得伊拉克的核计划早就成了泡影。
　　伊朗的情况比伊拉克要好得多。即便在战争年代，这个国家也没有停止核技术人员的大规模培训，主要形式是大量派出留学生。1990年之后，伊朗把核技术开发当作战后重建的重中之重。伊朗首先向德国提出了重建布什尔核电站建设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伊朗开始寻求其他方面的合作。
　　1992年9月10日，李鹏总理对来访的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说：如果伊朗能够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查和监督的规定，接受中方有关核出国的有关原则，中国愿意考虑向伊朗提供30万千瓦核电站设备。同日，两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第二年2月21日，中伊两国在德黑兰签署了建设核电站的商业合同，接下来就是实施合同的谈判和相应的开工准备。
　　中国当时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中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框架内向外国出口核电站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1991年就同巴基斯坦签署了同样的合同。如今，中国建造的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已经正常运行五年多了，二期工程也已经动工。
　　但从1995年起，情况有了变化。是年1月，伊朗同俄罗斯签署了功率为100万千瓦的新的核电站建设合同，紧接着又在4月同俄罗斯签署了开发铀矿资源和建造铀浓缩设施的协议。美国人察觉到了伊朗核计划的“真实目的”，开始同中国和俄罗斯进行紧张的交涉。5月7日，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了断绝美伊贸易和投资的禁令，“伊朗核问题”产生了。
　　在新形势面前，中国政府作出了取消向伊朗出口核电站的决定，随后又在1997年终止了所有同伊朗的核合作。这样做自然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一定伤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合作项目的产生，中国和伊朗还是朋友。而中国随后同伊朗签署的德黑兰地铁建设、30万吨超级油轮建造和其他经济合作项目，甚至一般军事合作项目，不是完成得很好吗?去年，两国还签署了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巨额长期协议，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关系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得到了发展。
　　还是中国古代圣人的那句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所谓危墙，就是一定呆不住、一定要垮掉的墙。在自己没有力量拆危墙砌新墙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同危墙保持距离，免得砸着自己。当然，当最终四邻五舍都要拆墙的时候，你总不能站在一边看，何况你还是大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