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千里走单骑》，让我们又见到了久违了的高仓健；看到高仓健，很多人会想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影片《追捕》，高仓健扮演的硬汉杜丘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无数中国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脑海中，以至于人们开始去“寻找中国的高仓健”。
　　今天，高仓健又来到了中国，依然是那样的“酷”和富有魅力，只是略显苍老；而２０多年后的中国，她的变化则是沧海桑田般的，当然，这一进程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值得我们去回味、思考的……
　　——编者手记
　　
　　每一代人都有一些特定的时代记忆。对于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饰演日本影片《追捕》中男主角的影星高仓健是他们共同的记忆，但这一记忆似乎既深刻，又有些模糊；既不是那种新近的感觉，又不是那种很久远的感觉。
　　
　　依然是高仓健
　　
　　记得看《追捕》那年我还在上中学，当地驻军部队在营房附近的山脚下放映这部电影。晚上萤火虫很多，一闪一闪地宛如天上的星星，不时还有蝙蝠飞来，把影子投在银幕上。除了高仓健扮演的“杜丘”和中野良子扮演的“真由美”外，日本的高度现代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无论是建筑物、街道，还是人们的衣着和行为举止，都让我眼界大开。那是我第一次看日本电影，后来才知道，《追捕》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引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很快，代表着“高品质”的日本产品便源源不断地涌进国门。
　　今天再看张艺谋导演的《千里走单骑》中的高仓健，依然是那样沉稳、刚毅、富有魅力，那身衣着也让人觉得有些熟悉，但他却温情了许多，不再那么冷峻和沉默寡言，当然也不再年轻，他已经是一位７０多岁的老人了。
　　从看《追捕》到看《千里走单骑》，也就２０几年时间，但却恍若隔世，颇有沧海桑田之感。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信很难再有过去那种看露天电影时的“壮观”场面了。上世纪８０年代很流行的“三洋”牌录音机，很多年前就不见了踪迹。在各种家用电器里，能在市场上保持垄断地位的日本产品已经很少了。“东芝”、“日立”这些品牌已不再引起我们的注意，马路上的“丰田”、“三菱”混在形形色色的大车小车之间也是毫不起眼。高仓健还是高仓健，但主演的《千里走单骑》已不再是日本电影，而是典型的张艺谋电影。影片的主线虽是一对日本父子的情感故事，但总体来说，更多反映的则是今天中国的一些社会状况。
　　
　　联想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评论家们的一大错误在于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家该做什么，但如果提出“艺术家想做什么”或者“艺术家不得不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也许会正确得多。我不是文艺评论家，没有能力评价《千里走单骑》这部片子的艺术性，但我觉得高仓健在影片中很完美地表达了隔阂所带来的痛苦。他扮演的高田老先生与儿子之间有着深深的隔阂，后来儿子得了绝症，为了完成儿子的一个心愿，高田先生只身来到中国，但文化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又导致了新的隔阂。他百般努力，但直到最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成功了。
　　这令我不自觉地联想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我们不知道高田先生同儿子之间究竟因什么原因产生了那么大的隔阂，但却知道中日关系近年来为何不顺。百余年来，中日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相互缠绕。历史是一个连绵、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两国同时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文化和精神，它们彼此相互激荡碰撞，生成了一些特殊的历史问题。
　　１９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先后融入世界近代历史中，同时面对如何从传统的国际关系进入近代的国际关系这个问题。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根深蒂固，虽经两次鸦片战争，但仍不可能屈尊仿效西方列强；而日本则因国小力弱，决心向西方列强学习。不过，日本要成为西方意识上的独立国家，首先必须求得与中国对等的地位。１８７１年，日本派使节到中国商订《日清修好条规》。
　　然而，由于日本随后于１８９４年发动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展开正面的军事冲突，双方进入了敌对状态。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出发点仍是为了要维护传统的东亚秩序，而日本的目的则是要打破这一秩序，谋取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日本在１９０５年的日俄战争中获胜后，无疑已是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已经显露出来。但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因而它首先瞄准中国东北，认定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力图将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剥离出来，并排除其他列强，独占我东北地区的资源，以壮大日本自身的经济力量，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超级地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日全面战争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也拉开了。
　　自１８９４年后，日本之所以敢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是由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国力渐强，野心膨胀，有称霸东亚的图谋；而中国国势衰弱，国力不振，无法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中国人常说的“落后就要挨打”，就是对这一段历史最形象的概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冷战时期。西方列强阵营重组，吸收日本加入。中日敌对的局面仍未结束，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无法建立。直到１９６６年佐藤政府时期，日本文部省官员在审定教科书时，还仍然不承认中国，要求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改为汉文化的影响，妄言“中国一词是支那人对其本国的自豪称呼，我们日本不能那么叫”，并规定在教科书中一律称中国为“支那”。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国重返联合国。１９７２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寻求结束对抗关系，建立永久和平条约，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第三国在亚洲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两国不以武力解决争端。中国更表明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成为１９７８年中日友好条约的基础。
　　
　　“使来者得以遂”
　　
　　高仓健随着《追捕》在１９７８年进入了中国，使众多中国人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日本。在过去２０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总体上看中日关系是近代以来最好的阶段，但由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与做法，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近年来双边政治关系更是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彼此之间的隔阂甚至有趋于加深的倾向，令人忧虑。
　　历史已经进入了２１世纪，东亚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东亚，中国也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未来，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将会有更显著的提升，足以同西方世界相匹敌。中国也势必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经济强国。
　　不过，从《千里走单骑》中我们也看到了另一面的图景：中国的不少地区还很落后，人们虽然淳朴、善良，但心智不开，知识不足。这些都会让我们更清醒一些，多一些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它深深根植于、始终贯穿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这句话所指出的，便是《周易》这部书所深深蕴含并处处辐射出来的忧患意识。
　　对于忧患意识，以往我们的理解多是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转危为安，运亡于存；二是常存警戒，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在逆境中要坚定信念、振作精神、卧薪尝胆；另一方面，在表面形势“一派大好”的顺境中，更是要“见微知著”，“思患而豫防之”，探寻可能导致“功亏一篑”的蛛丝马迹。
　　元代名臣郝经在《东师议》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于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以遂，则犹难也。”这句话在上述这些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已然”和“未然”之间的关系。“于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一句，思想尤其深刻，可以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以遂”，更是显现出极高的境界。
　　

　　中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日益呈现出清晰明朗的趋向，我们把未来的十几年称为战略机遇期，并力图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今天所讲的“维护好、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使来者得以遂”。
　　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现实。我们可以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视为一种“已然”的趋势。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这一进程都会继续下去，因为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全新的现象，而是一种深厚的社会历史运动，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和生命力。
　　中国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过去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中，中国只是在最近的两三个世纪里才逐渐失去了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在失去原有优势的同时，也就已经开始了复兴和崛起的历史进程。确切地说，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在复兴和奋进的历史进程之中。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奋进逐步上升到理论上的自觉。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崛起，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最新阶段，可以理解为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真正地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进程，其实质是国家实力、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乃至世界观的全面跃升。但中国的崛起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全球展开反恐斗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充满了许多“未然”因素。在国际层面，经济和政治两个问题天生就缠绕在一起，实质是同一个问题，而且自始至终是全球图景中的首要问题。
　　
　　不屈不挠地消除隔阂
　　
　　早在１７５８年，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就天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即率先掌握了贸易和技能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成功在欠发达国家引起“骚动”、而这些国家利用其低工资优势起而模仿领先者时，领先的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做出反应？休谟指出，领先者将后来者“扼杀在摇篮之中”，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他认为，如果发达的先行者能够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制度，就可以从扩大了的市场和贸易中受益。但同时先行者自己必须要保持“勤奋和文明”，以应付不可避免的、不断加剧的竞争。
　　目前的世界正经历多维度的革命，包括贸易制度的巨大变革、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技术的大规模创新与扩散。从东亚、南亚、拉美到东南欧，大批新兴国家具备了吸收和利用新技术的能力，经济具有迅速而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只是其中规模最大、发展潜力也最大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崛起和复兴，究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发达国家究竟会如何应对？是以“本能的反应”来扼杀、还是保持“勤奋与文明”？这些问题多半都是“未然”的。
　　“使来者得以遂，犹难也”。维护难得的历史机遇期，顺利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历史性任务。然而，大国国运的兴衰毕竟是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动，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必然引发全局性震荡。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道路无不充满艰辛与风险，尤其是在崛起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摩擦乃至冲突也会升级。今天的中国，已经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面。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高仓健扮演的高田老先生这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想方设法去克服，竭尽全力去消除隔阂。即便不成功，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