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崑（ｚｈａｉｋｕｎ＠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世界知识》专栏作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东南亚研究室主任
　　
　　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国家。
　　国家无论大小，都有“死穴”。
　　中国怕发展进程受挫，所以极力维护二十年机遇期，接连推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并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
　　美国最怕的可能是霸权地位被取代。维护一超地位，防止任何新兴大国的挑战成为其政策思想的出发点。
　　俄罗斯怕找不到大国复兴的方向。普京像个魔法师一样，不断尝试哪种神奇药剂能让俄罗斯摆脱困境，左右逢源。
　　日本最怕“正常国家化”的道路受阻。战后多数首相都以把日本带向“正常国家”为己任。
　　孤悬海外的澳大利亚最怕被边缘化，既要保留西方文化的传统，又要融入东方发展的洪流。
　　小国新加坡最怕像一颗没有躯壳的心在全球化的海洋上飘流。
　　欧盟、东盟等地区合作组织，则怕离心力加大，向心力减小。
　　怕是正常的。在现今的国际社会，国家行为体的想法更加古怪。权力、制度、观念，天灾、人祸，都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行为。国家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更清晰可辨了，而是更加复杂多变了。除此之外，更大数量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出发点更是千奇百怪。所以，你提着屠龙刀不一定能号令天下，你有绝技在身不一定能保自家安全，你有灵丹妙药不一定能医治历史的创伤。国家前行，每走一步，都必须思前想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用怕，历史就是这样的。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芭芭拉·塔奇曼写过一本畅销书《愚蠢的进军——从特洛伊到越南》。从书名就能看出，历史上错误的战略决策俯拾皆是，所以人类的进程更像一场愚蠢的进军。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战陷越南，中国自缚于“文革”十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或是战略决策失误、或是错失战略良机、或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犯错误很难，走正确道路不易。因此，各个国家在制定国家战略时都小心翼翼，生怕将国民带上歧途。
　　不用怕，现实也是这样的。人畏惧死亡，是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代世界的国家之怕，也来源于明日世界的不确定性。法国国立工艺博物馆教授佛朗索瓦·埃瓦尔德于１０月６日在《回声报》撰写《四种革命》一文，说世界正在经历四种革命并产生四种不确定性。
　　他认为，在地缘政治革命的震荡下，尤其在欧洲，国家改变了边界的尺度，但又不知道尺度的边界在哪里。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震荡下，“新型资本主义制造出一种不安全的气氛，而社会地位低下的个人则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意识形态革命的震荡下，“我们正经历一场独特的对原有价值观的颠覆”，“结果是人们对值得信任的事务产生不确定性”。在个人主义革命的震荡下，法制衰落，“每个人都可以自认为是自己的法律的制定者。这是个人至上的时代”。
　　最后，这位思想者总结到，“处于２１世纪初的法国同时遭受到这四种不确定性的打击。它所期待的政治是将能使它把这些不确定性一举消除的政治。”但他没有说这种打击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也没有给出消除不确定性的答案。因此，这个过于学术化的预言并没有引起法国和世人的重视。但是，三周后的１０月２７日，法国爆发了种族骚乱。至少，整个发达世界都在深深的恐惧中陷入深深的反思。
　　如今的中国，同时具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故“中国之怕”规模更大，形态更多，情况更复杂。不过，举国图发展、全民望复兴的伟大进程，正从某种程度上掩盖着“中国之怕”。居安思危的前进是理性的成长，无知者无畏则是国家思想的大敌。
　　年底之际，拿起《周易》，粗翻乾卦，大致说说中国在不同时期可能面临的“中国之怕”：
　　在“潜龙勿用”阶段，尚无力发挥作用时，怕的是轻举妄动。
　　在“见龙在田”阶段，崭露头角时，怕的是不能积蓄力量，站不稳脚跟。
　　在“终日乾乾”阶段，大上进时，怕的是不能小心翼翼。
　　在“成跃在渊”阶段，实力壮大时，怕的是无法汇聚人心，错失战略良机。
　　在“飞龙在天”阶段，施展抱负的极盛时，怕的是挥霍和妄为。
　　在“亢龙有悔”阶段，盛极而衰时，怕的是不能认清形势，无法扭转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