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面临的危机，不仅是与列强的武力较量，而且是文化生存的全面危机。在危机时刻能否保持理性，是衡量个人能力和价值的可靠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郭嵩焘（１８１８～１８９１年）显然是个佼佼者。
　　郭嵩焘是个理性兼具批判精神的洋务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他主张“循理”外交。所谓“循理”，就是遵循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以“理、情、势”三个基本原则加以处置。
　　泼向好勇斗狠王爷的冷水
　　科尔泌亲王僧格林沁好勇斗狠，一度重塑了晚清八旗兵的雄风，但其率性而为的秉性也使中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趁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６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准备换约之际，这位亲王为了“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竟命令“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又“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毫无防备的敌舰被击沉五只，击伤六只，英军死伤１５７８人，被擒两名，法军死伤１４人。从未取得如此胜利的晚清将士和朝廷，对此皆大欢喜。
　　但随僧格林沁防守天津的郭嵩焘对此却大泼冷水。他曾多次劝说僧格林沁慎言战事，说因为洋人的偶然失误而取得暂时的胜利，可能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时连曾国藩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给郭嵩焘写信，称大沽口之战大快人心。郭嵩焘坚持对外关系中要讲道理，而不是一味地蛮干。这样清醒的理性的声音，一介武夫僧亲王如何听得进去？他放胆高言道：“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不过，僧亲王很快就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追悔莫及了。中国非得要经历再次的重创才能学会谈判，而主张理性的郭嵩焘当时实在显得文弱。
　　从“谢罪”到“东方最有教养者”
　　１８７５年，马嘉理案在云南发生。不久，英国要求清朝派出谢罪使臣谢罪。马嘉理案是由于云南地方官好大喜功，围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英国探路队造成的。对于这样一个是非曲直明确的国际纠纷，国人多半不以为然。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对这种“以夏委夷”的举动，朝廷内外一片哗然。他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为此也说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家乡的愤怒学子扬言要砸了“汉奸”郭嵩焘的老家，并最终迁怒于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和尚，一把火烧了和尚庙以泄愤。在一片怀疑和咒骂声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的确，“谢罪”并非光彩。但是，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出国考察和常驻外使节的制度，是中国顺应全球历史潮流的必由之路。在天下观念的熏陶下，国人对于触动这个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晚清的悲剧也正在于此。郭嵩焘勇于出使，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行为的实际影响。
　　在英国，郭嵩焘从容地参见英国女王，没有让英国人嗤笑中国士大夫的迂腐，也没有让英国人报１７９３年马噶尔尼和１８１６年阿美士德使团遭受中国侮辱的一箭之仇。为树立中国外交官的形象，他对属员规定了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在英国的三年间，他被英人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
　　遭遇十大“罪状”
　　官场充满着阴谋，郭嵩焘对此当然是有认识的。但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充满阳刚之气的郭嵩焘心中只有探求救国道路的历史使命感，而他的使命感却被险恶的官场阴谋玷污了。
　　郭嵩焘曾把使英见闻辑为《使西纪程》，其中有改革大清国旗的建议，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总理衙门刊刻此书后，立刻在朝廷上下造成一片恐慌。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旋即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副使刘锡鸿对于郭嵩焘的“汉奸”言行，也早已不满。他曾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不久，他密劾郭嵩焘欲擅改大清黄龙旗，有违逆之心；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败坏闺教，不成体统等罪状“十款”。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些都是郭嵩焘为开展理性外交，适应西方外交场合，继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理举措。如“败坏国教，不成体统”，说的是郭嵩焘以如夫人的名义举办茶会。原来郭嵩焘原配去世后，如夫人梁氏还未扶正。颇具个性的郭嵩焘硬是带如夫人出国。所谓“茶会”，实际是宴会或者晚会，根据欧洲外交惯例，新到一国的使节，需要以女主人的名义举办ｐａｒｔｙ，宴请各国驻该国使节。而郭嵩焘此次携如夫人梁氏西游，各国公使皆知。既然郭嵩焘已经参加过他们的茶会，理应回请。
　　但是，这件维护国体的事在国内却被拿来作为郭嵩焘的罪状。刘锡鸿后来背地里弹劾郭嵩焘令梁氏学英语、四处应酬，并令梁氏出入戏园，首先请客以开往来之端，云云。其实，此时郭嵩焘已萌生退意，正在向总署请辞。以梁氏名义举办茶会是其公使生涯的一个辉煌的结尾。这也是郭嵩焘冲击传统礼教的一枚重磅炸弹。在郭嵩焘的刻意安排下，梁氏成为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治标与治本：观察世界的最后结论
　　郭嵩焘对西方的观察，超越了他的时代。洋务派的核心主张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才最终被张之洞确立为“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路数，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文化和政治方向。而郭嵩焘的结论早就走出了“中体西用”的命题。他认为，李鸿章等洋务派只知道购买洋人兵器，或者派人学习制造兵器，“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在他看来，西洋文明先进之本首先在于其政治制度。在参观了英国的监狱、议会和新闻部门等机构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由此论之，郭嵩焘的主张其实不能完全算作洋务派的主张，而是带有强烈革命性暗示的主张。
　　当然，郭嵩焘和近代大多数官僚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简单地感叹和维护自尊的议论上，而是深刻的分析中西差别的背景，并最终走向文化意义上的自省。他发现，西洋文明的原动力，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外，还有学术和教育上的原因。
　　最终，郭嵩焘从观察者变为反思者，并进而由反思而怀疑中国政治，并且越来越激烈地走向对顽固的士大夫的沉痛鞭笞。他反对以夷狄之名来称呼西洋，呼吁承认现实。
　　１８７７年，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来到英国时，郭嵩焘安排他们或进入英国舰队中，或考入皇家海军学院。在看到留学生们学习微积分、新学、力学等从未读过的学问时，郭嵩焘无限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
　　郭嵩焘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勇敢地承认现实、独立地思考现实和批判地怀疑现实的精神。但面对中西发展如此巨大的差距，孤独的郭嵩焘深感一介老臣的无能为力，他看到了治本之法，而又无法改变事实，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