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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U将于2006年6月正式对外发布,它表示了10+3经济体一篮子货币相对区域外主要货币的价值。
通过AMU,中国可以借助国际金融市场来间接地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
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区域内的金融与货币合作被视为增强东亚区域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手段,并得到了区域内各经济体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几年来,在清迈协议、亚洲基金以及各种区域政策对话机制等方面,东亚金融合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区域汇率合作方面也提出了多种倡议,但总的来看,进展并不很显著。目前,东亚经济的运行尚合人意,但因美国扭转巨大经常项目赤字势在必行,所以,东亚为全球国际收支平衡承担更多责任也随之成为必然,这就对东亚区域内汇率政策的集体行动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AMU意味着什么
为了进一步推进区域内的货币合作,迫切需要一套服务于区域政策合作且非常明确的监管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有助于说明全球视角下东亚经济的运行状况;有助于明确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在汇率、资本流动方面的异常或不合理变化;有助于区域货币政策合作,尤其是汇率方面的合作。而日本官员和学者所倡导的亚洲货币单位(AMU)正是在建立区域政策合作监管指标体系方面的努力。据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区域合作部主任河和正宏介绍,AMU将于2006年6月正式对外发布。
在AMU推出之前,曾有过不少有关东亚区域汇率合作的提案,如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亚洲货币机制、美元区以及日元区等。其中,东亚共同钉住由美元、日元和欧元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方案得到了最多的关注。但在合作的具体方案上,10+3各经济体并没有达成共识。AMU的推出,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地表示未来东亚汇率政策合作的方向,但从其编制方法上并不难看出日方在此问题上的选择:借鉴欧洲经验,构建由区域内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并推进围绕一篮子货币展开的区域汇率政策合作。
简单地说,AMU表示了10+3经济体一篮子货币相对区域外主要货币的价值。区域内一篮子货币,包括了10+3经济体的13种货币。根据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和“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这两项指标在东亚区域内的比重,就可以算出该经济体货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货币被赋予的权重越大,对AMU价值变化的影响也就越大。例如,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区域内的比重约为22%,购买力平价下的GDP在区域内的比重约为48%,两者加权算出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是35%,在区域内所有货币当中为最高。日元、韩元和新加坡元等货币也拥有较大权重,分别约为28%、10%和6%。区域外主要货币包括美元和欧元,根据10+3经济体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比重,美元和欧元分别被赋予65%和35%的权重。
现实和潜在的功能
AMU的推出,将具有以下现实和潜在的功能:
首先,AMU衡量了作为整体的东亚货币相对于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变化,把这些变化与东亚整体的国际收支情况相联系,便于东亚经济体判断是否需要对美元、欧元汇率进行共同行动,以重建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二,区域内各种货币对于AMU相对价值的变化,能为区域内货币间的相对价值调整提供依据;第三,通过发行以AMU计价的债券,市场将为AMU对区域内每种货币和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即期和远期价格定价,这为AMU在区域内贸易与投资中作为计价单位的使用奠定了基础,也为亚元(或者其他形式的区域汇率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总之,AMU具有非常丰富的现实与潜在功能,如果能得到区域内各经济体的支持并顺利发展,它就会在区域汇率政策的共同行动(防止以邻为壑的区域内货币贬值竞争)、维护区域内货币价值相对稳定、减少东亚对美元依赖、减少区域外货币资产储备、重建全球金融秩序以及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AMU编制是一个立足于东亚、富有建设性和灵活性的方案。一方面,AMU向美国和欧洲展示了强化东亚区域经济自主性的意图,而且通过明确的指标体系,有助于提高区域内货币政策对话的效率;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区域外的美国和欧洲,还是对区域内的中国、韩国以及其他经济体,AMU编制本身并不意味着明确的区域汇率合作方式,更不会对区域内各国现有的汇率制度构成挑战。而对于急于扭转经常项目赤字的美国来说,AMU的推出不失为东亚为全球国际收支平衡承担更多责任的一种努力;对于正处在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来说,AMU则包含了非常灵活的汇率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视角的利与弊
虽然AMU具有非常丰富的现实和潜在功能,但它在未来的区域货币合作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还要取决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它的态度,特别是区域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中国的态度。让我们从中国的视角来分析一下AMU的利与弊。
以AMU为纽带的区域汇率政策合作,意味着对现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变。而评价这种改变的利与弊,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7月21日的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公告中,明确指出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目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意味着政府逐渐将汇率定价权让位于市场;参考一篮子货币,则意味着货币当局希望保持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但是,上述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国内金融市场发育滞后这一问题的严峻挑战。首先,政府逐渐将汇率定价权让位于市场,要有一个必要前提——市场效率相对较高。但在目前的国内金融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不够成熟,监管者缺乏经验,市场建设和金融产品也很不完善,而且还有诸多难以在短期内克服的体制因素制约着市场发展。如果货币当局完全让市场供求力量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那么,很难保证不太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能够找到短期内的正确汇率水平。正如很多国家所经历的那样——贸然引入完全由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短期内的汇率水平变化往往会充斥大量的泡沫因素,而不是经济基本面变化的需要。其次,货币当局希望保持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前提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风险能够有效规避。但是,受市场建设、产品种类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在规避汇率风险方面所能提供的现实服务非常有限,保持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稳定短期内很难做到。
而通过AMU,中国可以借助国际金融市场来间接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这两项目标。首先,由于人民币在AMU中占据较大权重,而且这一权重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因此,AMU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基本面对汇率调整的要求,而且这还意味着可以借助国际金融市场来为人民币合理定价。其次,如果以AMU计价的债券发行,那么,AMU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定价问题则可以由国际金融市场来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帮助下,AMU对世界各主要货币以及10+3货币的汇率风险也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加以规避。考虑到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货币在AMU中也占据了较大权重,而且其经济基本面对于汇率调整的要求并不一定与中国一致,所以,不排除AMU变化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对汇率调整的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但这个问题可以协商解决。
另外,对模拟人民币钉住美元与钉住AMU进行比较,本人通过过去几年的数据模拟发现,人民币钉住AMU会大大提高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性。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AMU的推出,给推进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带了新的机遇。但是,随着AMU在区域货币合作中所发挥作用的增强,其弊端也会显现出来——可能要牺牲一定的国内经济政策来换取合作机制的维持。从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来看,作为区域合作中的大国,虽然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具有优势,但也会加重其对区域经济的整体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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