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定位、时间安排和发展模式等依然十分模糊。
　　有预测认为，１２月中旬的首次东亚峰会将取代原来的１０＋３机制。果真如此的话，未来又会怎样？
　　
　　近年来，１０＋３合作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以建立自贸区为中心，正在不断推进。２００５年７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的“货物贸易协议”正式签署，从“早期收获”走向“全面收获”的降税进程正式启动（可参阅本刊今年第１７期《“试航”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一文）。同时，日本和韩国也分别计划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０９年与东盟建立自贸区，东亚地区内部的双边合作机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此外，东亚金融与货币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清迈货币互换体系，从２００１年正式启动至２００５年６月互换规模已达４４０亿美元，并有望进一步扩大。各种货币金融政策对话机制正在运行，亚洲债券市场也在发展和完善。总体上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不断深入，但最终时间表和模式仍十分模糊。
　　良好的合作基础
　　东亚各国（这里指１０＋３）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各国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同时，东亚各国产业结构层次递进和动态梯度分工的特点十分明显，成为构筑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也为未来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２００４年，１０＋３机制下的１３个东亚经济体的外贸依存率（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平均高达４０％以上，远远高于欧元区２８％的平均水平。东亚区内贸易比率２００３年已达到５４％（比１９８０年提升了２０个百分点），虽未赶上欧元区６４％的水平，却已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４６％）。东亚各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也成为日本、韩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场所。
　　双边合作的迅速发展
　　弱化了多边合作的向心力
　　然而，从总体上讲，东亚区域合作的向心力仍明显弱于其他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从贸易角度看，东亚各国的出口市场都高度集中于欧美，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额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３９．２％（中国）、３８．２％（日本）、３１．９％（韩国）和３４．５％（东盟），而对区域内部的出口所占比重则相对较低，分别为２４．３％（中国）、３３．８％（日本）和２７．５％（东盟），只有韩国对东亚出口所占比重高于对欧美出口，为３７．５％。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目前以贸易合作为主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向心力，使得东亚各国更加注重加强同区外国家间的经济联系，通过各种途径改善本国出口的外部环境。而东亚各国在推进内部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积极同区外国家开展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新加坡在与日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后，又与美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泰国与印度已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约定２０１０年减免所有关税，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印尼正积极推动与美国、智利、南非等国的自由贸易关系谈判；日本已同墨西哥签署了ＥＰ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定；韩国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议已自２００４年４月起正式生效；中国也于今年１１月同智利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等等。此外，东亚内部双边合作的步伐也明显快于多边合作。
　　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首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也使得它们谋求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和进度不同，地区经济一体化安排与部分成员国保障本国经济安全、保持自己海外市场的愿望相矛盾。其次，某些成员国希望在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保持本国贸易联系的多样性，以便既保证经济安全又能享有多边经济安排ｑ的实惠。第三，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涉及国家较少，谈判难度相对较低。同时，通过双边建设推动地区整体多边建设，有利于争取在多边经济安排中的主导权。
　　不过，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区域合作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有的数量众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被规范的区域一体化协定所代替，这在欧盟东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东亚的区域合作却明显逆潮流而动，迅速增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放缓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整体推进的脚步。从当今的国际形势看，欧美正分别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依托，不断拓展区域合作范围，增强其竞争力。而东亚地区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合作组织，这可能使东亚地区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失去先机。
　　中日关系“政冷经冷”
　　将影响东亚合作的进程
　　欧洲、北美的经验表明，大国及其协调配合是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没有中日两国的携手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很难取得顺利进展。目前，中日两国占东亚１３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了８０％，中日两国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法德两国在欧盟经济中的地位（法德两国占欧盟２５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尚不足４０％）。然而，日方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导致中日双边政治关系趋于冷淡，这使得双方的经济关系也日趋“变凉”。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明显趋缓，中日贸易增长率已经落后于中国外贸整体的增长水平，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已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３．６％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４．５％，日本长期保持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被欧盟取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不仅落后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整体的增长水平，也落后于同处东亚地区的韩国。另外，日本对华ＯＤＡ也逐年减少。但同时，中日双方在俄罗斯石油管道建设、东海油气田开发等方面的摩擦和争端却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无法协调配合、共同发挥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作用，这必将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
　　尽管很多日本人也认为近年来日本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仗中国的“特需”，但在日本的ＦＴＡ（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中，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ＦＴＡ列入优先考虑范围，而是排在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之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政策报告“日本的ＦＴＡ战略”，就已经明确指出了日本与其他国家谈判缔结ＦＴＡ的“战略性优先顺序”。该报告认为，日本与其他国家谈判缔结ＦＴＡ的“优先顺序”应该依据“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现实可能”等标准加以判断，其中“政治外交”与“现实可能”标准尤为重要。从“政治外交”与“现实可能”的角度看，日本应当把韩国和东盟作为优先谈判对象。至于中国，“从最终形成以日中韩和东盟为核心的东亚经济联合的观点出发，可以考虑到其可能性，但应该根据中国履行ＷＴＯ协定的状况、中国经济的动向、日中关系的整体状况、ＷＴＯ新回合及亚洲各国谈判ＦＴＡ的动向来综合判断以确定方针”。由此可见，日本在加强中日合作方面态度是十分消极的。
　　
　　今年１２月中旬，将在吉隆坡首次召开由１０＋３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共１６个国家首脑参加的东亚峰会，这将为东亚国家同其他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搭建新的平台。而与此同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导致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推迟举行，这使得原本就进展迟缓的东亚合作再度遭遇困难。总体上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定位、时间安排和发展模式等依然十分模糊，这令人不禁要问：路在何方？有预测认为，此次的东亚峰会将取代原来的１０＋３机制。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此次峰会确定了新的发展蓝图后，有关各方都将重新研究本国的发展战略，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也许会随之出现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