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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快速发展超出了美国的心理预期。在中美短暂的“蜜月”后,美国人再次用警惕的目光看待中国。在惊讶之余,美国的政界、学界都在思考对华新定位以及相应的新战略。
11月布什总统来华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表示将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这表明中美关系已脱离了“单一期”而进入了层层利益交织的“复杂期”。从冷战结束到现在,16年漫漫路。从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到以客观、务实的方式与心态对待中国,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三届政府一步步调整着对华政策。
老布什:维持正面接触基调
中国1989年春夏的那场“政治风波”使冷战后已失去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对抗苏联)的中美关系愈加脆弱。
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说:“冷战结束后,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复杂性。我们不了解它,因而使我们对未来捉摸不定。”美国以往那种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不复存在,白宫与国会在对华问题上也形成了较大的政策裂痕。
美国会议员和部分上层人士的反华情绪日渐高涨,对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极其不满,主张孤立中国政府,对华实行强硬的经济制裁。老布什政府出于全球战略层面考虑,认为虽然美中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但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在亚太地区仍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希望孤立和排斥中国,使之成为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威胁。希望“同中国的关系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较量主要体现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1990年5月,老布什决定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招来国会强烈反对,众议院不仅通过了中止中国1990年度最惠国待遇的决议案,还通过一项要求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达到美国所提出的人权目标”的决议。由于参议院忙于预算法案的争议来不及审议而使总统的决定自然生效。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国内的形势趋于稳定,对外关系也有了新的突破。中国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让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于是美国开始采取一些逐步恢复美中关系的行为,如不再反对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除人道主义以外的贷款、在对华高技术转让问题上略有放松等。1990年11月,钱其琛外长应邀访美并与老布什进行会晤。
总之,老布什任内,其对华政策基本维持正面接触的基调,使美中关系得以继续发展。
克林顿:全面接触战略
克林顿上台后对华采取比较务实的政策,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更是明确表示:“孤立中国不是我们所倾向的。”1992年5月,克林顿发布行政命令,决定1993年继续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从1993年7月开始,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却由缓和手法改为强硬和高压手段,企图逼迫中国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此间,美国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直至采取“制裁”措施,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是,美国声称中国货轮“银河”号可能载有运往伊朗的制造化学武器的材料,对其进行监视、搜查,一手炮制了“银河”号事件。一时间,中美关系大有倒退之势。
但克林顿在对华持续三个月的“大棒政策”后,承认其政策是错误的。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不能孤立像中国那样大、那样对世界前途至关重要的国家”。1993年9月,克林顿签署了“对华行动备忘录”,并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这也是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对华政策进行的第一次调整。
由于克林顿竞选时曾向美国民众许诺要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因此经济问题在美国的外交行动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对华政策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94年5月,克林顿宣布续延1994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并表示今后在一年一度的审议中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这是克林顿政府第二次调整其对华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务实,重心从人权领域转到了经济领域。9月,美国商务部长布朗访华,被称为是“中美关系的新起点”。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华,中断了五年之久的美中军事交流得以恢复。
然而,克林顿政府在加强中美经贸关系的同时也提升了与台湾的关系,并于1995年5月向李登辉发放签证,允许其访美,从而使中美关系跌入20世纪90年代的最低谷。直到1996年3月爆发台海危机,中美两国在这段时期的双边关系十分糟糕。美国国内引发了有关中美关系大滑坡的辩论,众多政要发表讲话,肯定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996年5月26日,《纽约时报》称,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七年来首次形成新的一致,即支持同中国的“全面接触战略”。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即中美应该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对美方针与美国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即强调利益大于分歧,相互合作胜于对立与对抗。虽然1999年5月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但中美关系总的来说仍在平稳中发展。
小布什:日趋客观、务实
小布什上任之初,沿用大选期间提出的“战略竞争对手”概念来定位中国,全盘推翻克林顿政府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兰德公司把对华政策定位为“预防性遏制+接触”,即在经济上与中国交往,军事上做好预防性防范。这一思想成为小布什初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次对华政策的调整是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次根本性转变。小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导弹防御系统”、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提升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以对台“战略清晰”取代“战略模糊”,到2001年4月发生“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再次跌入深谷。
五个月后,9·11事件使美国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反恐成为其全球战略中心,一方面,美国将相当大的精力投放到反恐事务上,降低了对中国的关注,不再视中国为其潜在的主要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反恐需要大量的国际合作,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在这一背景下,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中“战略竞争对手”的色彩淡化,表示愿意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把中国看作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促进稳定和平与繁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布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APEC峰会,并与江泽民主席会晤;2002年2月21日,布什选择尼克松30年前破冰之旅的同一天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同年,胡锦涛副主席和江泽民主席先后访美。中美之间的首脑外交和高层接触出现频繁化的趋势,合作层面大大加强。美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甚至称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布什本人在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美时公开称中国为美国外交的“伙伴”。
但中国近年的发展势头似乎超过了美国人的心理预期。“中国威胁论”在中美短暂的“蜜月”后来势凶猛。大多数美国人再次用警惕的眼光看待中国。然而,面对中国快速发展这一事实,美国在惊讶之余也开始慢慢接受,美国政界、学界都在思考对华新定位以及相应的新战略。今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题发表讲话,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专家指出,佐利克的这篇讲话不但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一次全面阐述,也标志着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讲话中提到的“stakeholder”(共同经营者、利益共担者)被视为关键词,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最新、也是最客观的定位。而近来流行的“hedging”(“两面下注”或“对冲”)一词也被认为是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最好的界定。但不管美国对中国的未来是期待还是担心,其前提是它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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