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这里的朝鲜指整个朝鲜半岛）同是东方文明古国，两国传统政治文化都是在儒学背景下形成的。但是，当我们对两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时，却发现有许多的不同点。这些不同反映了两国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王朝更迭主要有两种方式：
　　外敌入侵和宫廷政变
　　在中国，改朝换代的主要推动力量和方式是农民起义。几乎每个朝代在经过发展高峰期进入末世以后，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新王朝的建立者大都是起义军领袖。与中国相比，朝鲜历史上农民战争则较少，亡于农民起义的王朝更为鲜有。
　　例如，朝鲜历史上的百济王朝和高句丽王朝分别是在公元６６０年和公元６６８年被唐朝和新罗联军灭亡的。
　　再比如高丽王朝，是由于大将李成桂于１３８８年发动兵变而灭亡的。李成桂于１３９２年废高丽末代王，建立了新王朝——朝鲜朝（又称李朝）。
　　而最后一个王朝朝鲜朝（李朝），先是被明治维新后开始对外侵略的日本在１９世纪末全面控制；其后１９０６年日本在朝鲜设“统监府”，充当了朝鲜政府的太上皇；１９１０年８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朝鲜王朝和朝鲜国家皆亡。
　　党争：历史上难以克服的痼疾
　　所谓党争，是指统治阶层内部各结朋党，形成宗派，相互间展开争权倾轧。这种历史现象在我国汉、唐等朝代都有过，但比起朝鲜的党争来，天论是为害之烈，还是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发展影响之深，都不可同日而语。
　　朝鲜历史上的党争以朝鲜朝（李朝）为最，它始于１５世纪末，延绵３６０年，直到朝鲜王朝末期方息。
　　朝鲜朝（李朝）建国初期，参与政变夺权的人按功论勋，分配官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史称“勋旧派”。高丽后期，中国宋儒理学传入朝鲜，一批儒生在岭南一带办学，培养出一批儒学者，这些人入朝为官又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史称“士林派”。勋旧派和士林派围绕政权展开争斗，几代国王为巩固王权则对两派轮流利用，两派人士也就轮流上台执政或者下台掉脑袋。这种局面延续１００年后，由于士林派依靠书院源源不断地输出后备力量，而勋旧派却杀一个少一个，最后士林派彻底占了上风。但很快士林派又因权力之争发生了分裂，分成了“西人派”与“东人派”（因其首领分别居于汉城东西两区）。
　　
　　斗争结果，东人派得势，西人派被镇压。东人派中有人主张对西人派进行断然处置，另一部分人主张手法不要太绝，两派争执不下，于是便又分裂成强硬的“南人派”和温和的“北人派”（因其首领住宅分别位于汉城南山脚下和北岳山下）。北人派势力强大，控制了政府。后又因权力之争，北人派分裂成大北和小北两派。数年后，长期在野的南人派势力发动政变上台，于是南人派把其他派系赶走，上台执政。未久，西人派又发动政变上台，但是，西人派中有人参与了政变活动，有人未参加，因此他们执政后自然又形成两派，分别称作“勋西”和“清西”……，这种复杂、惨烈的党派之争一直延续了数百年，直到１９世纪末高宗继位，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着意打击朋党势力，党争这才算最后平息下来。
　　但是，长达数百年的党争在朝鲜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对朝鲜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朝鲜被日本吞并以后，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复国运动，但这些反日斗士很快便分裂成数十个互不辖属的派系，它们之间的争斗并不亚于对日斗争，设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就因激烈的派别斗争陷入瘫痪。朝鲜共产党于１９２５年４月成立后不久即分裂成火曜派、上海派、ＭＬ派等许多派系，共产国际只好于１９２８年７月下令解散朝鲜共产党。１９４５年朝鲜半岛光复，其南部一夜之间出现了２００多个政党团体，使欲进行政党登记的美国军政当局不知所措。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８年间，朝鲜半岛各派间的残酷斗争不仅使一批诸如金九、吕运亨、张德秀、宋镇禹等领袖级人物倒在血泊中，也使国家统一化成了泡影。
　　至今，在韩国，同乡、同校、门生、姻亲、学派甚至年龄，都是拉党结派的纽带，其中尤以地望和出身为要。比如，朴正熙是庆尚道人，在他身边就聚集起了一个庆尚帮，其中又以朴的军校校友为核心，此后政权就在庆尚帮内授受。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都来自庆尚道。在韩国政坛呼风唤雨二十余年的“三金政治”，实际上是以金泳三为首的庆尚帮、以金大中为首的全罗帮和以金钟泌为首的忠清帮之间的政治角逐。
　　重名分、认权威、勇争斗、善权变
　　重名分，就是服从现实，尊重既有秩序，对现实生活中上下尊卑的梯次有着天然的敬畏。安分守己被视为每个人的社会职责。
　　中国和朝鲜都尊从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训条，但中国人远没有朝鲜人那样虔诚和彻底。例如，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实际上都把忠君当作腾达的手段，骨子里是实用主义，故屡有权臣欺主弄国之事，“指鹿为马”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出。而在朝鲜，古代官员更多的是把忠君马”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出。而在朝鲜，古代官员更多的是把忠君视为目的，所以历史上虽被杀被流放、仍然大唱忠君歌者大有人在。在中国，对君主无条件的忠诚被贬为“愚忠”；而在朝鲜，则被视为美德。１４５２年文宗国王死，其１２岁幼子继位，即端宗。但此时其叔父首阳大君坐大，终于夺权篡位，即世祖。此时成三问等六大臣认为，作为臣子应无条件忠于名分所归的国王端宗，表示不事新主，结果被杀，史称“死六臣”。于是这六人被朝鲜历代视为舍身忠君的典范，其墓葬屡经修葺，祭祀不断。最近一次修墓立碑是在１９５５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虽然也承认国大于家，君重于父，尽忠优于尽孝，但在实践上却往往相反。在朝鲜，人们的行为更多的表现为信条和行动的一致性。在中国，人们一般都不会把君和父放在一起，因为对君是尊和忠的问题，对父是敬和爱的问题，对二者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朝鲜则是君父一体，把君称为慈父是顺理成章的事。
　　正是出于对名分和血脉的敬畏，朝鲜人似乎较中国人更相信“帝王将相有种”论。这里可以举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对比：１９６７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逝世，《人民日报》仅在一角登出几行字的消息，几乎没有中国人对这位曾经的皇帝的生与死给予特别的关注。而１９７０年李朝最后一位被定为王世子的人——英亲王李垠去世时，却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地为他送葬，即使李垠从１１岁便被送往日本豢养，在日本生活了６０年，娶日妇，做日官，几乎归化为日本人，仅仅因为他身上流有李王室的血脉，是王统正宗继承人，人们对他便怀有一种特殊的崇敬。朝鲜人对血统、门阀所怀有的那种宗教般的情感在外国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正是这种对名分和血缘的尊重和敬畏，成为维持既有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
　　认权威，就是对强权的认可和服膺。朝鲜历史上也有武人专政时期，改朝换代的两种方式之一便是握有军权的强力人物产生不臣之心。但相对于中国类似情况来说，朝鲜的那些开国之君要顺利得多，他们很少有像刘邦、李世民、朱元璋那样，要经历长达数年的血与火的角逐才得以定鼎。因为，无论是上层士族还是下层平民，他们对权威都有着极大的敬畏，诚服地接受新权威对名分和秩序的新安排，在心理上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在名分和秩序已定的情况下，人们却又对细节性的东西往往争得你死我活。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前文所述在朝鲜历史上双方为之争斗得难分难解的辩题，大都不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是王室琐事，如服丧期是一年还是九个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