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国务委员唐家璇所称，国家主席胡锦涛１１月８日对英国、德国和西班牙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国在年底之前所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在此次访问前，胡主席已利用仲夏时节参加在英国举行的“８＋５对话”会议之机与德、法、英等国领导人见面；中欧之间还在９月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保持接触。如此频繁的高层交往不仅表明中欧双方合作伙伴关系的质量在持续提高，更重要的是中欧之间的良性互动还促进了亚欧两大区域的沟通与接近，从而对整个国际体系构成了稳定的基本面。抚今追昔，如今的良好局面实属不易。
　　
　　冷战前奠定关系基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洞察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基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开始全面调整对外关系。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道，“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２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谈道，“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
　　同样，欧洲当时也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受到苏联扩张态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欧洲更是将政治和安全考虑放在优先地位。因此，可以说中欧双方率先开始超越冷战的政策调整，进而形成了初步互动，使中欧关系较早地奠定了“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也为后来结束冷战和开启世界的多极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另一方面，当时东西方对垒仍然分明，冷战还在延续，中国和欧洲尚不能完全离开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实早在１９７５年中国与欧共体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但当时中国对欧洲更多着眼于西欧力量的崛起及对两霸的牵制意义；而西欧人大概也是怀着某种同化的心态来欣赏中国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和开放的。结果这种脆弱的政治基础很快就遇到了冷战体系解体所带来的冲击波。
　　冷战结束初期的“回冷期”
　　冷战结束引起的格局性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战略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变成了美国独霸，“西”强“东”弱的局面在欧洲地区，原苏联和东欧各国一夜之间不仅实行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纷纷要求加入欧共体甚至北约。欧洲一体化的地理概念一下子从西北欧延伸到欧洲的各个角落。
　　然而，冷战的历史影响对嗣后国际关系仍然发生着惯性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了学术界所称的“冷战思维”现象，而且它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更扩散到国际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广义化的趋势。
　　正是在这样大背景下，中欧关系在“六四”政治风波后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回冷”期，这一时期人权问题成为中欧政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１９８９年后，西欧打着“人权外交”的旗帜，不仅对中方的国内政策指手划脚，推出一系列单方面的制裁措施，欧洲理事会连续七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议案，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的议案，并且也是欧共体１２国首次联合一致的共同外交行动。
　　
　　在经过中方的艰苦工作和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欧共体宣布，除首脑互访和军事交流、合作及军品贸易外，取消“六四”政治风波以来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其他限制性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四年后，欧盟１２国一致决定取消“六四”以来禁止同中国进行国家元首级互访和军事往来的措施。随着欧方态度的转变和政策调整，中欧关系进入了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期。
　　后冷战的美国现象
　　冷战后，超强的经济及军事实力和实现“惟一世界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使美国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新干涉主义”理论，美国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并在军事上确立了“先发制人打击”的战术原则。
　　美国现象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转轨过程的复杂特性。一方面，国际体系尚不能完全脱离“美国治下的和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各国各地区追求利益的平等已成为普遍诉求，对原有的国际规则认知亦呈多元化。而美国多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在缺乏足够证据和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对别国动武，使其霸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美国对中欧两方以及中欧之间关系的影响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随国际竞争加剧而提高，在政治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因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抬头而加深。同时，中美欧三者面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又必须相互借重与合作；另一方面，美欧在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仍然有明显的同质性，跨大西洋的经济和军事纽带依旧强劲，欧洲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输出其政治模式方面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还有着比较尖锐的矛盾。因此，从政治力学的角度看，用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的话来说，美国“既可能对中欧关系产生‘离散’的排斥力，也可能产生‘聚合’的推压力。美国既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限制因素，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促成因素”。
　　一波三折的对华军售禁令
　　美国直接影响和干预中欧关系发展的例证是近年来它公开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冷战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少数发展中国家实施高科技和武器禁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华关系逐渐正常化。出于联华反苏的战略考虑，它们对中国的高科技和武器出口给予了事实上的解冻。１９８９年后，美国和欧共体再次对华实施军售禁运。冷战结束，“巴统”１９９４年１月解散。然而，美欧３３国又于１９９６年７月在荷兰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其中继续维持了对华军售禁令。
　　此后的国际形势和中欧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逐渐使解除禁令成为大势所趋。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欧亚大陆间的利益互动更加密集，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开放与合作，与欧洲的相互依存度大大上升。与此同时，欧盟开始实施其亚洲战略，确定以调整对华战略为重点，加深其参与和塑造东亚区域化的程度。为此，欧盟先后公布了四份对华长期战略文件，并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在欧盟第一个《安全战略文件》中将欧中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当月，中国政府也发表了第一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其中首次表达了希望欧方尽早解除高科技和武器禁运这一诉求。在此前后，欧盟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领导人相继在重要场合呼吁尽快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认为它已不合时宜，阻碍欧洲与中国全面接触与合作。在双方的共同推动下，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一事终于提到了欧盟的议事日程。
　　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从２００４年初开始，对欧盟成员国展开游说和施压。国务卿鲍威尔等高官多次到欧洲，反复劝说欧洲要与美国保持一致，并警告欧盟解除禁令将影响美国向欧洲国家转移先进的国防科技。此外，美国还极力拉拢欧盟新成员国，使他们在欧盟共同决策的过程中扮演“特洛伊木马”的角色。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外交大臣博特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将不顾一些人权组织和美国的反对，在１２月举行的欧中领导人第七届年会上明确表达解除军售禁令的意愿。１２月１７日，欧盟在其领导人峰会结束后宣布，可能于２００５年６月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为此，会议责成下一任轮值主席国卢森堡政府继续有关工作，以便在６月以后达成协议。这是欧盟领导人首次就解禁问题提出一个时间表。消息一出，立即在华盛顿引起轩然大波。２００５年２月２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反对欧盟解除禁运。同月下旬，布什总统连任后首访欧洲并公开向法、英、德领导人分别施压，声称“如果欧盟一意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将面临美国的报复”。
　　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之下，一方面，欧盟一些国家领导人针锋相对，表示决不允许美国指手划脚，对华武器禁令“一定会解除”；另一方面，欧盟派出高级代表团到华盛顿游说。２００５年３月下旬，欧盟被迫决定推迟解决对华军售问题。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依然拥有左右欧洲人某些决策的分量。无论军售问题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得到最终的解决，美国的影响都不会轻易地退出中欧关系的演进过程。
　　中欧关系对国际体系的反作用
　　当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开始朝着多维度和非传统的方向演进。双方的领导集团更多地从内部发展需要来处理双边和全球性问题，经济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双方的社会与文化融合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观。此外，中欧不仅在各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积极促成两大经济区域之间对话与合作机制——亚欧会议。
　　中欧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双边政治和贸易分歧，确立了求同存异和寻求双赢的行动准则，也为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良性演进开创了范例。２００５年４月６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纺织品的特别限制措施行动指南，明确了欧盟启动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的必要条件、相关程序和相应措施。５月底，中国商务部表示相应调整自身政策。６月６日，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对部分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一时间中欧之间剑拔弩张，似乎要走向一场贸易恶战。６月１０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与专程来访的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就中欧纺织品贸易问题举行磋商，经过艰苦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双赢。在世界经济竞争空前激烈、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中欧纺织品问题的顺利解决不失为化解贸易争端的“最好方式”。
　　此外，中欧共同抵制单边主义，维护国际政治的民主和法制，强调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核心作用，反对滥用武力。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１月，关于朝核问题的第四轮、第五轮六方会谈在北京持续召开。几乎同时，欧盟也担当着与伊朗谈判解决核开发问题的关键使命。中国和欧盟的努力不仅推动了问题向和平结局转化，更深远的是它显示出一种不同于美国风格的外交理念与实践。
　　中欧还尝试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沟通和理解，通过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和多规模的对话与交流，为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加底蕴，注入活力。中欧的实践揭示，在后冷战时代，不同文明，特别是通过大国和超国家联合体等大型政治载体实现合作与妥协是可以找到共通性的。这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及未来取向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