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乡下著名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抬预制板的时候出事了。
　　说来也巧，钱高粱出事的前一天，师兄范五一突然进城来找他，邀他一起去唱丧歌。自从进城以后，钱高粱差不多快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个跳丧鼓歌师了。当范五一突然出现在乱糟糟的工地上，把龙师过世的消息告诉钱高粱，说他们几个徒弟邀聚到一起，打算去给龙师唱一夜跳丧鼓时，他愣怔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龙师就是钱高粱当初学跳丧鼓拜的师父。在上一辈的老歌师当中，八十多岁的龙师恐怕是还健在的唯一的老天牌了。去年中秋从城里回家，钱高粱提了一盒月饼去看望龙师，见他牙齿都掉光了，穿着一件打满了补丁的蓝布褂子，佝偻着腰坐在门口灰扑扑的台阶上晒太阳，旁边蹲着一条同他一样苍老的狗，神情呆滞，老眼昏花，嘴角流着涎水，差点儿认不出钱高粱来了。想当年，龙师的跳丧鼓唱得远近闻名，有的老人临死之前就对后人做了交代，自己死后家里人要请跳丧鼓歌师，一定要请龙师。他带的徒弟加起来恐怕也有好几十上百位了。看着在跳丧鼓歌场上曾经风光过几十年的师父如今老迈昏聩成这样，钱高梁心里一沉，不由想，自己日后恐怕也会像龙师这副模样吧？
　　中午下了工，钱高粱请范五一在工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一边聊着这件事情。
　　“龙师的家里人想请和尚开道场，我和几个师兄没同意，寻思怎么也得唱一夜跳丧鼓，送送他老人家。”
　　范五一说：“大家一合计，就让我进城来找你。我们这一茬人里，嗓子大都不中用了，也只有你能挑大梁了。”
　　“龙师过了，我不去给他磕几个头，不遭雷劈？”钱高粱思忖道，“可我也好些年没进过歌场了，也不晓得还能不能唱……”
　　“嘻，你不唱谁唱呢？莫非让我唱不成？龙师在世的时候，一直把你当作他最得意的弟子。你就别拿架势了。”范五一瞅着钱高粱说，“再过几年，说不定都没人记得跳丧鼓了，唱一次算一次，就算龙师最后给咱们兄弟几个过一把唱歌瘾的机会吧，以后，只能到你我进棺材那天才有这个机会啦！”
　　在钱高粱的印象中，范五一还从来没这么推心置腹过。他就不再说什么了。
　　机会？是啊，机会。送走范五一后，他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想起最初向龙师拜师学艺和最后一次见到龙师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本来，钱高粱打算第二天早上动身赶回去的，但工地上第二天要上预制板，抬板的人都是固定的一班人，他一走，包工头张大魁还得临时去找人。所以，早上钱高粱起床后去请假时，包工头没同意，让他抬完预制板再走。钱高粱琢磨，跳丧鼓晚上才开场，抬完板再走也来得及，就留下了。
　　钱高粱他们所在的工地是一幢五层的楼房，上完最后一层预制板，楼房就封顶了。根据经验，愈是到最后的阶段，上预制板就愈是困难。你想想，抬着几百斤重的预制板从曲里拐弯，颤悠悠的“之”字形跳板一直爬上五楼，稍微出点儿差错，就有可能从跳板上摔下去，即使不丢掉性命，也会落下个缺胳膊断腿的下场。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别说那些新手，就是再有经验的人，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抬预制板是一桩拼力气的活路，干这活的大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由于工钱比做其他活路多，也有像钱高粱这样的半老头子吃这碗饭的。钱高粱50岁出头的人了，但仗着他年轻时在生产队练出来的那副筋骨，一块预制板好几百斤，四个人从一楼抬到四楼，他也能像年轻人那样，做到气不喘，脸不红，脚不乱，心不跳。“谁说钱师傅除了唱跳丧鼓，没别的能耐呢？瞧人家这身力气，棒小伙也不定比得过他呐！”钱高粱听了这样的话，心里格外受用，又像当年唱跳丧鼓时那样扬眉吐气起来，儿子小乐给他丢掉的脸面又让自己争回来了似的，便越发感到他进城打工这条路，真的走对了。
　　渐渐地，钱高粱在抬预制板的民工们中间有了些威望，人们似乎又像在乡间的跳丧鼓歌场那样尊敬他了，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商量，俨然成了个工头儿。连包工头张大奎也认可了钱高粱在民工中的地位，发生了什么纠纷或矛盾，也总是先找到钱高粱，经他从中一调解，许多事情便化干戈为玉帛，迎刃而解了。似乎为了强化这种地位，不久，钱高粱便从七八个人混住的工棚里搬出来，到工地附近的居民区，租了间民房住下来，一个人像模像样地过起了日子，平时工地上没有活干，他就跑到茶馆里喝茶听书，同那些退了休或下了岗的城里人混在一起，一泡就是一整天。如果不是儿子小乐每隔一段日子从家里进城来找他要钱，他差不多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了。
　　小乐每次进城来找钱高粱要钱，不是买化肥，就是买农药。那几亩责任田似乎成了个无底洞，把钱高粱抬预制板挣来的那点儿辛苦钱几乎都填进去了，一年下来的收成交完各种税款和提留，还抵不上买化肥和农药贴进去的钱，这种“亏本”的事，总使钱高粱觉得还不如不种田的好。更让他恼火的是，自从儿媳跟别人跑到广东去以后，儿子小乐整天和一帮游手好闲的家伙混在一起，有时竟然把从钱高粱手里拿回家买化肥农药的钱，也不明不白地花掉了。这都是钱高粱回家过年时才知道的。这个孽种，连自己老婆都守不住，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他多少债啊！钱高粱暗自叫苦。已经六岁的孙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活蹦乱跳，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个没娘的伢儿又摊上这么个没用的爹，以后怎么办呢？小乐娘也是一说起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就长吁短叹的。我是管不住小乐了，可你这个当爹的不能撒手不管，上次他和几个流打鬼赌博输了偷人家的牛，被派出所关了好几天，再下去非挨枪子儿不可。小乐娘忧心忡忡地说。他都人长树大了，我么样管呢？钱高梁皱着眉说。要不给他卖辆三轮车去开吧，让他有点儿正经事儿做，省得整天惹是生非。小乐妈说。说得倒轻巧！钱高粱瞪了她一眼。一辆三轮得一两千块钱呢，你以为我在城里捡金子呀？老两口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个结果。从那以后，小乐再进城里来要钱，钱高粱就不敢轻易给他了。儿子小乐成了他的一个心病，每次一想起这事儿，他心里就变得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
　　可是在这天上午，钱高粱扛着抬预制板的缆绳和木杠子往工地上去走时，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唱跳丧鼓的锣鼓声和唱歌声，还有壮年的龙师在人头攒动的歌场上引亢高歌的情景。当钱高粱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后生抬起沉重的预制板踏上颤悠悠的跳板时，他仍然没有集中精神，而是在记忆深处努力搜寻着当初龙师教给他的第一折跳丧鼓歌本《白蛇传》。钱高粱在布满灰尘的记忆小道上磕磕碰碰的行走，一如他抬着沉重的预制板在陡峭山崖上的攀援。抬到第三层楼时，钱高粱隐隐感到腿肚子有些吃力。拐弯时，钱高粱身后的那个小伙子还看见他的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按照以往的习惯，抬到楼层中间时应该休息一下的，但心猿意马的钱高粱省略掉了这个必要的环节。他趁换肩的间隙调整了一下体力和姿势，同时咬了咬牙，他显然是打算攒一把劲抬上五楼的，但毕竟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当他们抬到第四层楼的拐弯处时，两腿开始颤抖不止。这时，其他人像战场上决战前的士兵发动最后的冲刺那样，加快步伐，“咳哟咳哟”地喊着号子，开始向楼顶挺进了。钱高粱的整个身体忽然摇晃了一下，他觉得，整座建筑乃至头上的天空都随着摇摇欲坠了。恍惚中，耳边的号子仿佛变成了跳丧鼓歌场上的歌唱声。究竟为龙师唱一折《罗成显魂》还是《薛仁贵征东》呢？他的脑子里模模糊糊地冒出这个念头，与此同时，他的嗓子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喘不过气来，四肢仿佛被抽掉了筋一般，一丝儿力气也没有了。
　　

　　 当预制板即将被抬上楼顶的刹那间，钱高粱的脚一下子踩了个空，他像一棵被飓风拦腰折断的庄稼似的，从“之”字形的跳板上飘飘忽忽地摔下来了……
　　钱高粱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两天两夜才醒过来，他从昏迷中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还活着；第二个念头是他的腿断了。他看见自己的腿上着夹板，打满了厚厚的绷带，有的地方还渗出斑斑点点的血迹。他试着动了动，可两条腿仿佛长在别人身上，丝毫不听他的使唤，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大腿根部一直延伸到全身，他忍不住咧开嘴哎哟地叫唤起来。他的儿子小乐正坐在病床边看报纸，听见叫唤声，赶紧扔下报纸，凑到床头叫了声“爹”。钱高粱歪着嘴脸看了儿子一眼，有些吃惊地问：“你……你怎么来啦？”
　　小乐说：“你都摔成这样了，我能不来么？”
　　钱高粱听了，目光不由在小乐脸上停顿了一下，他似乎第一次从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身上感受到了某种安慰。再没有出息的儿子，也是儿子啊！他嘴巴动了动，本来想问“你娘呢？”，但临到嘴边又把话咽了回去。
　　其实，当工地上将钱高粱摔伤的消息带回村里去时，小乐娘本来要跟小乐一起进城来的，但七岁的小孙子东东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她都得给孙子做饭，实在脱不开身，只好让小乐先来照料他爹了。小乐临出门之前，娘不停地用衣袖揩着发红的眼圈，反复叮咛他照顾好爹，只要能走动了，就把他接回家来。“城里医院条件再好，也比不上家里方便哩。”但小乐对娘的话心不在焉，一副自有主张的神气，二话没说，就直奔城里来了。
　　现在，腿上打满绷带，躺在病床上的钱高粱的神志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他对小乐说的第二句话是：“你五一叔呢？我还要和他们一起去唱跳丧鼓呢。”他说着，又动了动身子，要起床，可打满绷带的腿仍然不听使唤，像根木头似的。“这可怎么办？”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哝道，“龙师呀，这可哪么办啊……”
　　“都伤成这个样子了，还唱跳丧鼓呢！”小乐白了他爹一眼说，“你还是想想怎么治好腿的事吧。”
　　小乐这句话，倒提醒了钱高粱。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腿伤得不轻，他知道城里的医院是个无底洞，再多的钞票也能吞进去，要治好他这腿得花多少钱啊，而如果万一治不好，成了个瘫子，这以后的日子么办呢？这样一想，钱高粱的心就像被一根绳子拴住了似的，忐忑不安起来。他惶惶地环顾着摆满床位的病房，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张大奎呢，他……他来过么？”
　　小乐说：“他除了让人到医院预交了两千块钱的医疗费，我连他的影子都还没见到过呢。”
　　“交医疗费就行了么，人家是老板，忙哩，哪还能耽误他的工夫……”钱高粱说，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小乐撇撇嘴说：“爹，你可真是比叫花子还容易打发……”
　　钱高粱愣了一下，他被小乐的这句话弄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刚刚踏实了许多的心，又被那根无形的绳子吊了起来，向空中抛出去，然后，又像那天从楼顶上摔下来时一样，倏地往某个看不见的深渊坠落下去。他本能地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他发现自己的手像腿一样软绵无力。
　　“你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我去给你买点儿吃的来吧。”小乐对钱高粱说，接着，没等钱高粱应声，就拿着个搪瓷缸子，走出了病房。
　　小乐出去了好一会儿，钱高粱还有些心神不宁。这当儿，一个女护士拎着吊瓶走进病房，挂到钱高粱床边的输液杆儿上，对他做了个手势，女护士戴着口罩，大半张脸被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钱高粱愣怔着，没明白她的意思，女护士瞪了钱高粱一眼，不耐烦地拉过他的胳膊，拿一根橡皮管子紧紧勒住，然后用夹子拈着酒精棉球在上面擦了擦。钱高粱这才知道是要给他打针，再瞅瞅自己的那条胳膊，发现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
　　当女护士往另外一张病床走去时，钱高粱忽然问道：“护士，我这腿……还能治好么？”
　　“这我可说不准，”女护士表情漠然地斜睨了他一眼 ，“观察几天再说吧。”
　　钱高粱回味着女护士的话，愣怔了好半晌。张大奎就是在这时候走进病房来的。张大奎西装革履，板刷头，脸孔黑的像木炭，又粗又硬，像一块烧过火了的砖头，看上去仿佛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那是他的表弟周国庆，平时张大奎很少到工地上来，都是他帮着张罗和管理工地上的事情。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病房，周国庆像个保镖似的跟在张大奎身后，手里还拎着一网兜水果。
　　“老钱，好点儿了吧？”张大奎走到钱高粱的病床前，略略弯下腰，像个首长那样伸出一只手来，亲切地问候道。钱高粱迟疑了一下，才握住了张大奎那只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几乎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手，张大奎那亲切的神情和口吻，使他有几分感动。但他的嘴巴蠕动了几下，却没发出声音来。
　　张大奎比钱高粱小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呢，是邻村人，没读过两年书，从小学瓦匠，在周围几个村颇有些名气，许多人家的砖瓦房差不多都是他砌的墙。钱高粱做房子时本来也打算请他的，但那时张大奎已经进城当包工头了。张大奎的父母过世时，唱跳丧鼓，都是请的钱高粱。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钱高粱进城抬预制板后，张大奎一直对他比较客气，连平时动辄对人发脾气的周国庆，也很少为难他。现在，见张大奎亲自带着周国庆到医院来探望自己，钱高粱有些受宠若惊，他欠了欠身子，嗫嚅道：“大奎，你这么忙还来看我，真是的……”
　　“你腿还没好，别乱动。”张大奎拦住他，半个屁股坐在病床边沿上，显得很诚恳地说，“我早就应该来看你的，可实在太忙了。”
　　“大奎哥刚从武汉回来，家门都没进，就到医院来了。”周国庆也在旁边作证似的说。
　　“工地上出了事故，我有责任么。好在……”周国庆顿了一下说，“我问过医生了，你的腿伤得不太严重，过几天就能下地走路了。”
　　“真的？”钱高粱望望张大奎，又瞅瞅周国庆，似乎不相信。
　　“我还能骗你么？”张大奎说着，对周国庆努呶了呶嘴巴，周国庆便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钱高粱还没反应过来，张大奎就把钞票塞到了他手里，“老钱，这是500块钱，你先拿着，让小乐给你买点营养品，好好养身体，等出院后，我再让国庆给你送1000块钱来，你就安心养伤吧……”
　　张大奎说完，就和周国庆离开了。他们走出病房好长一段时间，钱高粱还在拿着那叠崭新的钞票发愣。大奎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哪！他心里这么叨念着，连小乐捧着一碗馄饨回到病房也没察觉。
　　“这是张大奎给你的钱吗？”小乐眼光直直地盯着钱高粱手中的钞票问。
　　“是啊，他们来看我啦，还提了水果呢！”钱高粱的语气里有一种对儿子炫耀的意味，似乎以此表明自己的分量。“大奎说，等我出院时再给我一笔钱……”
　　“他说给……多少？”
　　“一千。”钱高粱说，“我知道大奎不会亏待我的，他爹过世时，还是我去唱的跳丧鼓哩。”
　　“一千？太少了！”小乐没等钱高粱说完，就叫起来，他把搪瓷缸子放在病床边的柜子上，对他爹挥了一下手说，“现在一千块钱能干啥？要是你的腿瘫了，什么活儿也干不成了呢？谁来养活你？我娘吗？还是我？我连东东都养活不了，怎么养活得了你！”
　　小乐的嗓音很大，把另外几张病床上的病人都惊动了，纷纷转过脸来朝这边张望。钱高粱觉得自己的这个当爹的脸面上有些挂不住。他说：“谁让你们养活我啦？大奎说了，我的腿没事的……”
　　

　　“算了吧，他这是骗你。”小乐冷笑道，“这些有钱人，我看透了。他是怕你缠着他不放呢！我早就问过医生了，粉碎性骨折，不瘫也变成一个跛子，这不成了残疾嘛！跟他打工落下了个残疾，一千块就想打发掉？”小乐说到这儿，再次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他当我们这么好糊弄吗？”
　　长这么大，小乐是第一次敢在钱高粱面前这样大胆和放肆地说话。钱高粱的脑子一时拐不过弯来。他只好顺口问了一句：“那你说……哪么办？”
　　“让他赔偿，他那么多钱啊，随便赔偿一点儿，还不是九牛一毛？”小乐早就想好了似的说，“不赔就告他。到法院起诉他！”
　　“起诉”。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词儿一跳进钱高粱的耳朵，他就本能地联想到另一个词：打官司。他差点儿吓了一跳。“这不行。”他把头摇得像拨郎鼓，“大奎平时对我不赖，我怎么好去跟他打官司？”小乐理直气壮地说：“打官司怎么啦？这是你的合法权益！你没看过《秋菊打官司》么？人家一个女人都敢，你怕么事？”
　　钱高粱用吃惊的眼神望着小乐，不说话了。他突然觉得儿子有些陌生，好像小乐变了一个人，不再是以前那个不务正业，什么能耐都没有的窝囊废了。他纳闷的是，儿子连木匠都没学会，从哪儿学来这么些新名词的呢？更使他没法理解的是，小乐说起自己没本事养活东东时，一点也不脸红，反而那么振振有词，使钱高粱想到从前熟悉的一句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来。钱高粱惶惑不已。“不，我不想告大奎。”他咕哝道，“我拉不下脸来……”
　　“你不去我去。”小乐说，“你对这些有钱人讲客套，他们剥削起咱们来，讲过脸面么。”
　　这时，小乐才想起给他爹买回来的馄饨，刚才还热气腾腾，现在已经变凉了。他把那只搪瓷缸从柜子上端到到他爹面前，但钱高粱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说自己没胃口，不想吃。
　　钱高粱觉得，他的心思被儿子完全搅乱了。
　　
　　第二章
　　
　　小乐果真去找张大奎了。
　　钱高粱还是从几个来医院看望他的工友的嘴里知道的。工友们挣钱不容易，平时手头花钱都很紧，没买什么东西，几个人凑着称了几斤桔子，但这已经让钱高粱感激万分了。他们寒暄没两句，就提到了这件事情。他们没说小乐是怎么找到张大奎的，也不晓得小乐跟张大奎说了些什么，但他们猜测小乐肯定和张大奎闹得不大愉快，因为周国庆从他表哥那儿回到工地时阴着脸，似乎很不高兴。听口气，他并不以为小乐去找张大奎只是小乐自己的主意，而断定是钱高粱指使儿子这样做的。“钱高粱要我哥赔偿50000块钱，这不是敲我哥的竹杠吗？他还想跟我哥打官司呢，”周国庆当着众人说，“我哥本来还打算给他一千块钱营养费的，可他这样狮子大开口，不知好歹，这笔钱也别想拿到手啦。”周国庆用鄙夷的口气说，“打官司？哼！他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他是么样人，我哥是么样人！”工友们模仿着周国庆说话的神气。周国庆平时就这样，黑着个脸，很少有笑容，动辄对人吆五喝六的，仿佛比张大奎还像老板。
　　“他，他真的是这么说的么？”钱高粱越听越坐不住了。但他又不好对工友们申辩，不是他让小乐去找张大奎的，如果这样，那等于他把自己的儿子给出卖了。可事情弄到这份上，算是把张大奎彻底给得罪了。他后悔没及时阻止住小乐。他还以为小乐只是说着玩的，谁知道这小子玩起真的来了呢。等小乐回来，狠狠骂他一通，再让他去给张大奎赔不是。我钱高粱再穷，也不能背上敲人家竹杠的名声嘛。
　　钱高粱这么寻思着，听见有个工友愤愤不平地说：“周国庆说话也太欺负人了，人家做工摔伤了，要求赔偿是合理合法，这怎么能叫敲竹杠？”另一个工友也附和道：“周国庆平时就仗着他哥是大老板，有钱，人模狗样的，不把咱们当人……”“对呀，人都摔成这样了，差点儿把命都丢掉了，一千块就想打发走？也太便宜他了，小乐做得对，让张大奎多出点儿血，不出就告他，法院不是给人公道的地方吗？”大伙七嘴八舌，你一句他一句的，把个安静的病房闹得沸沸扬扬，直到值班的护士过来干涉，才住了嘴。
　　工友们离开病房后好长一段时间，钱高粱心里还乱糟糟的，就像他从前在《罗成显魂》中经常唱的那样：“小罗成陷入了淤泥湖，进退两难没主张。”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他以为小乐那天只是随口打哇哇，并没有怎么当真，没料到他竟真的去找张大奎了。钱高粱想，儿子真是嘴上没毛，说话办事一点也不懂得深浅，瞎搅和，现在倒好，把张大奎和周国庆都给得罪了，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钱高粱越想越觉得六神无主。就在这时候，小乐回来了。他拿着一份卷成筒的报纸，嘴里哼着一首歌：“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那副神气，一点也不像闯了祸，倒像是刚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似的。
　　“还心太软呢，你狗日的心才狠，把你爹都逼上绝路啦！”钱高粱肚子里的气不打一处出地说，“哪个让你去找张大奎的？”
　　小乐丝毫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说：“你躺在床上动不了，我不去谁去？”
　　钱高粱说：“你去得好，人家本来答应的那一千块钱也不给了。”
　　“不给更好！”小乐说，“给了反而不好办了，要不怎么让他赔偿五万。”
　　钱高粱说：“你做梦咧。人心不足蛇吞象，你狗日的想到猪油坛子里去了。”
　　“猪油有啥好吃的？只能增加脂肪，现在有钱人都吃色拉油了。”小乐刺了他爹一句，“我就是想跟这些有钱人较量较量，他们成天想着减肥，我可还没有吃饱吃胖呢。”他说着，将手里的那张报纸扔到钱高粱面前，“你瞅瞅，今天刚登的，人家一个官司就让那家伙赔了二十万。爹，这个官司，咱们打定了！”
　　钱高粱扫了那张报纸一眼，懒得去翻看。现在的报纸整天登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谁晓得是真是假？再说即使是真的，那也是人的运气。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可不是人人都能吃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的。他早已经不像年轻那会儿，成天做那种不着天不着地的梦了。钱高粱用纳闷的眼光瞧着小乐，觉得儿子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想，这哪里像从前那个不务正业没心没肺的小乐呢？他倒像在哪儿念了几天大学，说话一套一套的，简直是走火入魔了。
　　钱高粱忽然想小便。这两天，钱高粱的腿痛有所减轻，虽然腿上还绑着夹板，但有人搀护能勉强下地走路。小乐架着他的胳膊，扶着他去了一趟厕所，回病房时，看见床头柜上有一张护士送来的摧款单。医院总是每隔两天便发来一张摧款单。如果不按时交费，医院马上就停止供药和治疗。前几天来了摧款单，钱高粱都是叫小乐拿到张大奎和周国庆那儿，让他们来交费的。现在，钱高粱瞧了瞧单子上的金额数目，没好气地瞪了小乐一眼，说：“这下好了，你把他们得罪了，不出医疗费么办？”
　　“怕么子？逼得咱们没了退路，正好跟他们把官司打到底。”小乐满不在乎地说。
　　听儿子说得那么轻松，钱高粱感到无可奈何。可事情已经这个样子，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他想。
　　医院停了两天药，张大奎还没派人来交费，小乐就不知从哪儿弄了一辆板车，不顾医院的劝阻，连劝带哄地把钱高粱拉出医院，回到了他原来租住的那间民房里。
　　小乐安顿好他爹，就匆匆忙忙地往外面去了。现在，小乐像踏上战场的士兵，精神抖擞，心头燃烧着一股战斗的豪情，为即将展开的较量而亢奋着。这个念过高中，后来又在城里学过几年木匠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把手艺学到，落下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名声，连媳妇也跟人跑了，可也比一般农村青年多见了一些世面，这就使他看待事情的方式同别人不大一样，尤其在他爹受伤这件事上，父子俩之间便出现了根本的差异。在小乐看来，钱高粱太老实太懦弱了，甚至很有些犯糊涂，压根儿没有摆正他与张大奎和周国庆之间的关系。如今在城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不像乡下，都是靠金钱和利益组成的，报纸和电视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和反目的新闻，什么亲戚啦同乡啦朋友啦统统都不顶用，只有钱这东西才靠得住。谁有了钱就是大爷，谁没有钱就是孙子，莫说别人瞧不起你，连自己的老婆也不把你当人看，把你当成一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小乐觉得自己对这一点算是看透了。可他爹钱高粱却偏偏看不透这一点，那张大奎跟你是什么关系？他是老板，你给他打工，用中学政治课本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讲，就是资本家与工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这么简单。工人因工负伤，老板就应该给你治疗和赔偿，他不给你治疗和赔偿，你就有权要求他赔偿，这叫合法权益。他爹钱高粱不懂得这个道理，生怕得罪了张大奎，但小乐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他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所以他不怕得罪张大奎。连秋菊一个女人家都不怕，敢于把村支书告到法院里去呢！小乐这样想时，觉得自己比他爹钱高粱高明多了，小乐从小几乎是在钱高粱的责骂声中长大的，在父亲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但现在，他开始觉得有点儿扬眉吐气了。他要在他爹面前证明自己不是个没有出息的窝囊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小乐就怀着这样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情开始了他的行动。
　　小乐首先去找了一个叫包立民的律师。这律师不是别人，是他媳妇的二叔。小乐的媳妇虽然跟人私奔后至今下落不明，但没有办离婚手续，两人还是夫妻关系；既然是夫妻，她的二叔也就是小乐的二叔，所以找他帮帮忙也就顺理成章，没什么不合适的了。
　　小乐是在包立民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他的。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见过面了。媳妇跟人私奔后头几年， 小乐找过几次包立民，主要是为了打听媳妇的下落。那时候，小乐还对和媳妇破镜重圆抱有一线希望，她毕竟和自己生了个儿子，姑且不念夫妻之情，也该为自己的亲骨肉想一想吧。小乐甚至宽宏大量地想，如果媳妇回来，他一定不记前嫌，和她一起重新过日子的。但小乐等了几年，始终没有见到媳妇的影子，每次向她的娘家人打听，也毫无结果。小乐猜测，肯定是他媳妇对娘家人交代过不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他的。小乐渐渐绝望了。他没想到那个女人如此绝情。他开始真正恨这个女人了；以前只是怨恨，现在变成仇恨了。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认真学手艺经常在录像厅鬼混，认识了同样经常在录像厅鬼混的发廊妹包燕，后仅凭一张漂亮脸蛋就糊里糊涂地娶了她，害得儿子生下来没几天就没了娘，他也这么多年来在父母和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他恨死这个水性杨花秉性难改的女人了！所以小乐最后一次去找包立民时，不是去询问媳妇的下落，而是向他咨询办离婚手续的。那次包立民还以为他又是来打听侄女的下落的，显得有些不耐烦，当小乐说明来意后，他变得一反往常地热情，耐心细致地对小乐介绍办理离婚手续的法律知识，好像他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小乐回去后，本来打算马上去镇上的法院办手续的，可临了他又犹豫起来。一想到那个薄情寡义的女人现在也许正和某个男人鬼混在一起，自己一旦办了离婚手续，岂不等于成全了这对狗男女？不行，这太便宜他们啦，我一天不办手续，她就还是我的老婆，就一天不能合法地跟别人在一起。就这么拖下去吧，反正我已经有儿子了，看究竟谁拖得过谁！在这种强烈的报复心理的驱使下，小乐便将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现在，小乐拎着两瓶包装得很精致的本地名酒枝江大曲，走进了包立民的律师事务所。那律师事务所很小，只有两间房，每个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两张办公桌和一套简易沙发。包立民刚见到小乐时，不无吃惊地瞥了一眼小乐手里的礼品，显然有点儿弄不清小乐的来意。
　　小乐开门见山地对包立民说：“二叔，我来求你帮忙了。”
　　包立民问：“帮什么忙？是……离婚的事吗？”
　　小乐说：“不，是我爹的事。”见对方一时没明白过来，他又补充道：“我爹抬板时把腿摔断了。”
　　包立民有些意外地哦了一声：“唔，这么说，你是要跟人打官司喽？”
　　小乐严肃地点点头，把那两瓶酒放到了茶几上，寻思这个人的脑子反应真快，不愧是当律师的。包立民脸上的肌肉这才松弛下来，他像没看见那两瓶酒似的，摆了下手，示意小乐坐下：“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
　　于是，小乐就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包立民讲了一遍。包立民听完以后，一时没说话，他转过身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根香烟叼到嘴里，点燃，慢慢吸着，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包立民锁着眉头，没有吭声。包立民想的并不是“官司”本身，而是他侄女包燕，也就是小乐媳妇的事。一年多以前，他回农村老家过春节，就从包燕父母那儿听说了包燕的近况，知道侄女跟人私奔后，辗转了几个地方，也换了几个男人，最近在广东佛山同一个开饭馆的四川男人结婚了，而且生了个女儿。包立民还看见了包燕寄回家的全家福照片，那个男人胖得像头猪，头发都快要掉光了，看上去比他的年纪还大，至少比包燕大二十几岁。包立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觉得包燕还是和小乐在一起比较般配，虽然小乐没出息，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平时也有些瞧不起他，但小伙子毕竟年轻，模样也不错。包立民以前当过中学教师，当律师是半路出家，他不是个思想保守的人，但在侄女跟人私奔这件事情上，他实在没法赞同包燕的行为。可他毕竟是包燕的二叔，凡事不能不替侄女着想。出于律师的职业习惯，当时他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小乐。小乐和包燕还没离婚，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万一小乐知道包燕又结婚了，到法院告包燕一个重婚罪，她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后来见到小乐时，包立民便竭力隐瞒侄女的下落，并且积极怂恿小乐办离婚手续，可事情一直拖到到今天也没个结果。
　　现在，小乐突然出现在包立民的面前，请自己帮忙打官司，这让他感到左右为难。答应帮这个忙吧，但他手头比这重要得多的案子都顾不过来，接一桩这样小的民事案件，无论从哪方面都不划算；况且干律师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给熟人和亲戚办案，官司打输了吃力不讨好不说，弄不好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律师费都拿不到手。如果不帮小乐这个忙吧，侄女的事始终是个隐患，说不定哪一天小乐就会把包燕告上法院。别看小乐窝囊得连自己的老婆都守不住，可这小子是个愣头青，一旦发起狠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包立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帮一帮小乐这个忙，顺便趁这个机会督促小乐把离婚手续办了，免得留下隐患……
　　小乐从未见过包立民这副表情，他还以为“二叔”不愿意帮他打这个官司，心里不免有点忐忑：“二叔，你看这事？”
　　包立民终于下了决心地摁灭烟蒂，抬起头睃了小乐一眼，用办案子特有的认真口吻说：“好吧，我帮你这个忙。官司打不打得赢，我可说不准，”他沉吟了一下，“不过，按照法律，你首先得去找劳动局，找劳动仲裁委员会，向那个包工头索求工商赔偿，如果他不肯赔付，再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
　　包立民讲的是专业法律知识，小乐听了像个小学生那样连连点头，觉得自己又长了不少见识，对包立民充满了感激，一口一个“二叔”，那股亲热劲儿，仿佛包燕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自己一样。
　　末了，包立民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小乐，你和包燕的那个手续，是不是去办了，拖长了对你自己也不利嘛。”
　　小乐马上满口应允道：“行，二叔，我听你的，过两天我就去把这事儿办啦。”
　　那会儿，小乐满脑子都是“官司”的事儿，对他和包燕的事，早已看得无足轻重了。
　　
　　且说小乐为打官司的事儿四处奔走的那几天，他爹钱高粱呆在租住的民房里可是度日如年。他的腿上还绑着夹板，没人搀护根本不能下地走路，只得整天躺在床上，肚子饿了就吃一包方便面，小乐从经销店批发了整整一箱，够他吃一阵子的。大小便也只好用小乐买回来的马桶，没过两天，屋子里就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来了。有一次他实在渴得慌，想下床用“热得快”烧点儿开水喝，可他扶着墙壁刚走两步，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把额头都磕破了。他抱着那像木头一样沉重的伤腿，在地上坐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回到床上，浑身滋滋地冒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老狗。从那以后，钱高粱就死心塌地的呆在床上，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他像一个囚徒似的困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天只能从窗口估摸是上午还是下午，是白天还是夜晚。身体虽然动弹不了，但他的大脑却是一刻也没闲着，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千百倍。钱高粱最惦记的当然是小乐在外面究竟在忙乎些什么，他对打官司的事完全一窍不通，因此他根本不指望自己能为小乐出什么主意，何况这件事整个儿是儿子摆布的，他自己两眼一抹黑，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位置，就好像小乐是他爹，他倒成了儿子，自己被绑架了一样。前面是坦途还是深渊，是福还是祸，由不得他了；不想这事儿还好，一想反倒坐卧不安，烦心透了。所以后来，钱高粱索性不想它了，躺在床上哼起了跳丧鼓歌。这成了钱高粱挨磨时光的唯一方式。他还记着范五一邀他为龙师的丧事唱孝歌的事儿，出了这档子事，失去了一次孝敬师父的机会，他做梦都感到不安，他寻思等自己腿好以后，到龙师的周年忌日时，说什么也得为师父好好唱一通宵，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钱高粱在对龙师的怀念和愧疚中，哼唱着他所能记得的每一部跳丧鼓歌本，从《薛仁贵征东》到《七侠五义》；从《孟姜女哭夫》到《罗成显魂》，他的嗓音起初很小，慢慢地就放开来，连外面的行人和附近的居民也听得见了，认识钱高粱的人似乎这才想起他从前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的职业，不禁停下步或蹑手蹑脚地凑过来贴着墙根侧耳聆听。钱高粱似乎察觉到了屋子外面有人偷听，但他不仅没有降低嗓音，反而提高了歌喉。钱高粱的歌声显然没有过去那么高亢嘹亮悠扬了，而变得像一根破裂的竹竿儿，或者一台老式留声机里发出的声音，低沉，沙哑和发涩，尤其唱到高音处时，明显地有些中气不足。有时，由于声带用力过度，牵动了受伤的腿部神经，剧烈的疼痛迫使钱高粱的歌声突然中止，仿佛留声机的磁头因老化而滑出了唱盘，唱片发出一阵阵嘶嘶的空转声。过了一会儿，歌声才又颤悠悠地响起来，使屋外偷听的人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的钱高粱被自己的歌唱带到了另一个时空，他乘着歌声的翅膀，穿越重重时间的帷幕，回到了他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度过的那些年轻而美好的岁月。他与龙师和范五一等师兄师弟们背着牛皮大鼓，夹着两片金光闪闪的叶子，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从一个跳丧鼓歌场到另一个跳丧鼓歌场，用歌声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贫病而亡或者无疾而终的老人。那时候，他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包围之中，显得多么年轻，多么意气风发！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孤儿，难道这不值得他一辈子自豪吗？但钱高粱的歌唱再一次中断，腿部的疼痛迫使他像被折断翅膀的鸟儿回到这间牢房一样的黑屋子里，他恍然嗅到了一股从床上和屋子里发出来的刺鼻尿臊味儿和腿上绷带的石膏味儿。他想起已经作古的龙师，一阵只有老年人才有的伤感倏然袭来。唱了一辈子跳丧鼓的龙师死后竟然没有人唱一夜跳丧鼓为他送葬，那么我呢？我死后谁来唱跳丧鼓为我送葬？这个念头从钱高粱的脑海里一闪过，他打了个寒颤，歌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你们在搞么事？”门外传来一声喝斥，是小乐回来了，他见有人贴着墙根偷听，还以为他爹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门，走进屋子，看见钱高粱躺在床上没事，才松了口气。
　　小乐看见屋子里乱糟糟的，方便面盒子撒了一地，水瓢，热得快和凳子等物件，都像他爹那双骨折错位的伤腿一样，东歪西倒的；放在床下的马桶边缘沾满了斑斑点点的屎尿的印迹，一股臭气直往鼻子里钻。小乐不由皱了皱眉头。按理说他应该把屋子打扫一下，但他大概在外面奔波得实在太累了，一屁股坐在一把矮凳子上；如果屋子里不是只有一张床，而且被钱高粱占据着，他真想好好地睡上一大觉呢。
　　钱高粱像一棵霜打的茄子那样蔫不拉几地歪在床上，不声不响地瞅着他的儿子小乐，像一个等待救援的落水者。父子俩的目光对接在一起，小乐很容易读出了他爹眼神里的含义。他最迫切地希望了解这几天自己在外面进展如何，他心里想问，嘴里却偏偏不说。这个老家伙，总这么喜欢装模作样。小乐想，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小乐觉得他太了解自己这个爹了。越是这样，小乐越是磨蹭着不说话，似乎在吊他爹的胃口。这种同小乐以前奉娘的旨意进城向钱高粱要钱时的情形有点相似，钱高粱每次掏钱时也是这么磨磨蹭蹭的。父子俩像在做一场心理游戏，那时候，做父亲的在游戏中明显地站在上风，现在呢，做儿子的同做父亲的交换了位置，轮到他站在上风了。小乐觉得扬眉吐气，仿佛他已经稳操胜券了似的。当然，小乐并不是想打败他爹，而是想以此牢牢掌握游戏的主动权，像编织绳索那样，将爹紧紧系在他这辆已经开动的战车上，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任凭钱高粱左右了。所以，小乐故意躲闪开钱高粱的目光，慢吞吞地将一张塞在裤兜里弄得皱巴巴的晚报打开来，搜寻着他感兴趣的内容。小乐几乎每天都要买一份晚报，尤其是法制版的内容，他总是反反复复要看好几遍的。
　　在这场不动声色的心理较量中，拖着一双伤腿躺在床上的钱高粱，显然处于劣势地位，他很快沉不住气了，终于问小乐：“事情……到底么样了？”
　　小乐似乎一直在等着他爹问这句话，目光从报纸上挪开，瞥了钱高梁一眼，说：“劳动仲裁委员会把姓张的和姓周的都找去了，我让他们赔五万，他们只肯给2000块钱，多一分钱也不干。这两个王八蛋！”
　　“我就晓得会这样。”钱高粱听完，叹了口气，“这下连医院也回不去了，我这腿……你说哪么办？”
　　“哪么办？调解无效，我们就可以去法院告他们了！”小乐冷笑了一声，说，“这次可不是五万，我要他们赔付十万。”
　　钱高粱道：“你这是疯了咧，你当开法院的是咱亲戚？”
　　小乐道：“不是亲戚也没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说，我二叔都给我打保票了，人家可是这城里的大律师，接过上百上千的案子，还没输过一件呢！”
　　钱高粱对儿子的话半信半疑，心里嘀咕：你媳妇跟别人跑了至今都没个影儿，她那二叔还能靠得住？别是见了鸡毛当令箭吧！但小乐那副胸有成竹的神气，使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把案子交给二叔，什么也不用着我担心。我现在操心的是，那十万块钱到手以后怎么花。”小乐像个当家人那样用商量家事的口气对钱高粱说。仿佛那十万块钱已经装在了他口袋里，“咱家的那破房子都快要塌了，先用几万块钱砌一座二层楼房吧，不，三层，村里还没有三层的呢！”钱高粱说：“陈红军马上要做三层楼的房子了，材料去年冬就备好了。他的钱是他媳妇在广东开发廊赚的，要不，西北风他都没得喝。”小乐不同意钱高粱的观点，“那也是人家的本事，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谁让他有那么一个好老婆呢？”他抿抿嘴巴，继续说；“我想用两万块钱买一辆万山车，在镇上跑运输，免得你总是骂我不务正业，剩下三万块么，”他停顿了一下，望着钱高粱，征求意见似的说，“给你孙子留着吧？我要一直供他念大学，让他那该死的妈瞧瞧，没有她，我钱小乐照样有本事把儿子培养成个人物……”
　　小乐脸上浮现出梦幻般的表情，他的话也如同梦呓，而且让钱高粱惊异不已的是，儿子此刻在他眼里显得那么深谋远虑，富于主见，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同以前那个整天吊儿郎，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模样全然判若两人。这使钱高粱觉得不忍心打断小乐的呓语，并且像接受了催眠术，或置身在跳丧鼓歌场似那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谵妄的想象之中……
　　这时，小乐放下那张报纸，开始打扫屋子。屋子里的气味实在太难闻了。他一边打扫一边说：“二叔替我把起诉书交送到法院了，可还缺两千块钱的诉讼费，这两天，我找以前学木匠在城里认识的几个哥们借了一些，还缺五百块钱……”小乐说到这儿，在钱高粱的床边停了下来，“爹，你在城里熟人多，能不能想点儿办法？”
　　“熟……人？”钱高粱愣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当他反应过来后，又不晓得怎样回答。钱高粱后悔自己不该听儿子的主意，提前出院的，落得现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真像误上了贼船一样；除了硬着头皮继续跟着儿子往前走，他还能怎么办呢？
　　此刻，小乐目光炯炯发亮地注视着钱高粱，使他像被逼到墙根没有退路了似的，难以回避；但钱高粱认识的都是工地上的工友，平时连吃饭都舍不得，找他们借钱不是明明为难别人么？想来想去，钱高粱的脑子忽然一亮，终于闪出戴老师的影子来。那还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戴老师去乡下收集整理民间文化，与他只有一面之缘，但钱高粱除了认识这位戴老师，他实在没有别的熟人啦。
　　“这……这合适么？人家说不定早就把我忘掉了哩。”钱高粱还在犹犹豫豫，小乐却像捞到了救命草似的，跑到工地上借了一辆板车，拉着他爹，迫不及待地找戴老师去了。
　　
　　第三章
　　
　　钱高粱和小乐父子俩费了不少周折，才终于在老城墙根下一个杂乱无章的旧居民区里找到了戴老师。
　　戴老师已经从文化馆退休多年，起初同老伴住在一起，老伴因糖尿病去世后，便剩下他一人孤零零地守着旧房子，过着差不多与世隔绝的生活。戴老师在文化馆做了一辈子的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收集整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一直是他埋藏在心底的夙愿；随着年事渐高和健康每况愈下，这种夙愿就日益强烈。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翻阅和整理那些积满厚厚灰尘的资料；在这种琐碎和单调的工作中，戴老师似乎也一步一步地返回到了自己的青壮年时代，像猎人搜寻猎物似的在乡间四处寻访那些民间艺人的日子。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和面孔，像那些颜色泛黄的笔记本和书籍报刊一一展开，重现，使戴老师感觉到时间发生了倒流，而他那日渐衰老的躯体也似乎变得年轻了许多……
　　

　　当小乐背着他爹钱高粱，敲开那扇多日没有敞开过的门扉时，老眼昏花的戴老师打量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一脸茫然。“钱高粱？”他嘟囔着，一边在脑子搜寻着他曾经寻访过的民间艺人的面孔。末了，他一拍自己光秃秃的脑门儿，指着像小孩子那样趴在儿子背后的钱高粱：“想起来了！你不就是那个给我唱过《罗成显魂》的跳丧鼓歌师嘛……”他打开上了锁的防盗门，把父子俩让进家门，一边咕噜：“真怪，这两天我正在整理跳丧鼓这一章，想找个歌师请教请教，没想到你找上门来了，真所谓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也！”
　　父子俩没听懂戴老师说的什么意思，只是庆幸这老头儿总算认出了他们，没有被拒之门外。小乐将他爹安顿在客厅的一张堆满杂物的木沙发上，就开始东张西望地打量屋子，一边思忖这老头儿肯不肯借钱。钱高粱呢，见到戴老师的那一瞬间起，便把借钱的事情忘到脑后去了。他显然回忆起了当初见到戴老师的情景。那时候，钱高粱唱跳丧鼓刚入门不久，还是个小伙子，可已经在乡间自成一家，闻名遐迩；戴老师那时也才三十多岁吧？身材瘦瘦的，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套下乡干部们常穿的蓝色中山装，文质彬彬，戴一副黑框眼镜，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两支亮闪闪的钢笔，头发乌黑乌黑，梳得整整齐齐。可是你看现在，戴老师的头发掉得没几根了，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腰杆儿佝偻成了一张弓，哪里还能找到当年那股精气神儿呢？钱高粱暗自唏嘘不已：老了，都老啦！就像在《罗成显魂》中唱的那样：
　　一眨眼，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两个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话题像纺车上的棉线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戴老师说到兴头上，还颤巍巍地走到卧房，抱出一沓子灰扑扑的手稿，让钱高粱看，全然忘记了这位昔日的跳丧鼓歌师原本是大字不识的。钱高粱呢，竟然也煞有介事地翻了几页手稿，干咳了两声，仿佛要发表什么看法。
　　坐在钱高粱旁边的小乐满脑袋只想着借钱的事儿，哪有心思听两个老头唠唠叨叨，他有点沉不住气了，用胳膊捣了捣他爹，没想到捣在钱高粱的伤腿上，疼得他哎哟叫了一声。钱高粱这才想起来找戴老师的真正目的。可他实在不好意思谈借钱的事，他期期艾艾地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出了口。戴老师似乎也这才看见钱高粱腿上打满绷带，脸上流露出了同情之色。
　　小乐见时机到了，便打断还在絮絮叨叨受伤过程的他爹，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借钱的事。但他没说借钱打官司，而说是为了治伤。他觉得这样说也许可能性大一些。“医生讲，不及时治腿就没救啦。”小乐一脸沉痛地说。
　　果然，戴老师用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打量着钱高粱裹满厚厚绷带的伤腿，还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血迹斑驳的绷带，叹了口气，站起身，佝偻着腰，往卧房里走去。
　　父子俩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钱高粱似乎想说什么，但小乐扯了下他的衣角，钱高粱就闭上了嘴巴。
　　戴老师手里捏着一叠钱从卧房走出来，递给钱高粱时说：“这是我上个月的工资，你先拿去吧，等治好了伤，我还要问你一些事情。”他一边说一边摇着花白的头颅，“我这脑子越来越不管用，过去的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啦……”
　　钱高粱瞅着那叠钱，犹犹豫豫地，似乎不敢马上去接，站在一旁的小乐见状，飞快地伸出手去，把钱抓过来了。
　　后来，当小乐口袋里揣着借到的500元钱，背着他爹从戴老师家出来时，钱高粱抱怨小乐不该对戴老师说假话：“戴老师是个好人，他一大把年纪了，又没了老伴，你不该骗人家的。”
　　小乐说：“这怎么叫骗他，反正到时候还他钱就是了。”
　　“万一……还不上呢？”钱高粱说，“叫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人。”
　　小乐听了，生气地把他爹重重地放到板车上，像训斥小孩那样抢白道：“你脑壳又没受伤，怎么尽说些丧气话！”
　　钱高粱瞥了他儿子一眼，只好不吭声了。
　　小乐把借到的2000元钱交给了包立民，由他去打点法院的人。包立民说，法院的人他都很熟，现在那些法官比律师强多了，个个肥得冒油。吃了原告吃被告，完了还要吃律师。区区2000块钱连塞他们牙缝都不够。如果换了别人，案子没准都立不了，好在管这个案子的是包立民多年的朋友，以前也是做律师的，算是给了他不小的面子啦。
　　小乐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上的事情一知半解，对包立民的话也似懂非懂的，但包立民话里那意思是帮了大忙，这一点他还是听得出来的。所以他寻思，等案子打赢了，立马去法院办离婚手续，就算是对包立民的一种报答吧。包立民对这件事暗示过几次了，他再傻也听得出来。
　　包立民把那叠钞票塞进公文包时，拍了拍皮包，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好啦，小乐，你安心回去照顾你爹养病，就等着案子开庭吧。”
　　在小乐听来，案子似乎已经稳操胜券了。他从律师事务所走出来时，脚步轻飘飘的，像腾云驾雾一般，他一边走一边哼着歌，心情好极了。他没有急着回家，在马路上慢悠悠地闲逛着。小乐喜欢逛马路。柏油马路又平坦又宽敞，脚踩在上面，比走在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乡村小路上舒坦多了。当学徒那会儿，只要有空闲，他就从乱糟糟的木工作坊里溜出来，在马路上信马由缰地闲逛，看不完的五光十色的街景、看不完的川流不息的人群，啧啧，比他娘的看电影还要过瘾。那时候，他就梦想着自己如果能在城里长期生活下去该多好！但他的梦很快就破灭了。倒是几个师兄师弟至今还留在城里，有的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还买了房，在城里扎下根来了，都混得比他强，要不这次也不会有钱借给他。只有他仍然像个游魂似的还在东游西荡，乡下和城里都没有他的归属。尽管平时觉得在这帮师兄师弟们面前低人一头，但小乐想，等官司一打赢，自己就不必看人眼色，就他娘的可以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人啦。
　　现在，小乐憧憬着官司打赢以后的生活，脑子飘飘然的，像喝醉了酒似的。实际上，他的确想找人喝几杯，让人和他一起提前分享一下、庆贺一下，顺便也让他们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生怕小乐还不起钱，要不是小乐把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还像杨白劳那样摁上手印、立下借据，是很难把钱拿到手的。后来，小乐果真就钻进一辆中巴车，找他的师兄师弟去了。
　　就在小乐去找他的师兄师弟喝酒时，范五一进城看钱高粱来了。
　　范五一看见钱高粱腿上打满绷带，两眼无神地歪在黑黢黢的屋子里，整个人又黑又瘦，差点儿认不出他来了。别看范五一是钱高粱的师兄，说起来当初还是钱高粱的领路人呢，但他对钱高粱唱跳丧鼓一直很服气，平时反倒把高粱当成了师兄似的。不过，范五一尽管由于嗓子先天不足，歌唱得不如高粱，可他这人交往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很多，搞集体时还当过生产队长，组织能力也挺强，以前歌场上的事都是他出面联络的。他这次进城，一是来看看受伤的钱高粱，二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计划”跟他商量。
　　范五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儿，呛得他直作呕。他一边用手捂住嘴巴，一边把目光在屋内飞快地搜寻了一番，起初他以为臭气是从墙旮旯那只当马桶的塑料盆里发出来的，但他很快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臭气是从钱高粱身上发出来的，具体一点说，是从钱高粱的那条伤腿上发出来的，是一种肉体腐烂的气味。他走到床边，掀起钱高粱腿上的绷带瞅了瞅，发现由于几天没有更换和清洗过，绷带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白色，变得乌七八糟，仿佛从泥水中捞出来一样。时令虽然已过了中秋，但这几天仍然很热，再加上这间屋子四面又不通风，像个闷罐子，连新鲜猪肉放半天也会变臭呢。范五一看见，钱高粱的那条伤腿分明已经微微地浮肿起来，有的地方变成了猪肝色，臭味儿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也就是说，钱高粱的伤腿已经开始溃烂了。
　　

　　这一发现让范五一几乎吓了一跳。他小时候跟村里的一位老郎中学过几天中医，粗通一点药理常识。他寻思，如果不及时治疗，钱高粱这条腿就彻底报销了。钱高粱要是成了瘫子，那个“计划”不就泡汤了吗？他还以为钱高粱的腿伤治得差不多了才从医院出来的呢，没想到是这样。
　　“小乐呢？”范五一东张西望着，有些生气的样子，仿佛小乐躲在屋子里某个角落似的，“伤还这样呢，他不想办法给你治，跑哪儿去啦？”
　　钱高粱犹豫了一下说：“小乐他找……律师去了。”
　　“他找律师搞么事？” 范五一似乎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儿子莫不是闯了祸，要打官司么？”
　　“他要告……张大奎。”
　　范五一听了一愣，接着他就哈哈笑了起来。笑完后他把目光直直地盯着钱高粱问：“高粱，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小乐的主意？”没等钱高粱回答，他就哼了哼鼻子，“你不说我也晓得，肯定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的主意。”
　　范五一一向不大看得起钱高粱的这个“宝贝儿子”。他觉得钱高粱在跳丧鼓歌场上是一把好手，可在教育儿女这个问题上比自己差远了。这当然不是吹牛。范五一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村小学当民办老师，前两年转了公办，还当上了校长，二儿子在北京当兵，听说是给一个将军当警卫，连中南海都经常进进出出的……所以他现在吃喝不愁、百事不管，逍遥自在着呢。可钱高粱呢，唯一的一个儿子小乐是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连个老婆都守不住，快30岁的人了，还在吃爹妈的老本……这都是命呵，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谁他娘的能跟命掰腕子呢？所以，除了唱跳丧鼓外，范五一在钱高粱面前有种说不出的优越感。他可不是幸灾乐祸，相反，他对钱高粱打心眼里有些同情，总想找机会帮他一把。谁让他们是师兄师弟的呢！包括他心里的那个“计划”，其实自己能捞到什么油水？他多少也是想帮钱高粱找条生计，都50岁出头的人啦，这种体力活还能干几天……
　　范五一的“计划”从龙师过世那天就在他脑子里萌发了。作为远近闻名的歌王，唱了一辈子跳丧鼓的龙师终于归天了，范五一寻思，不能让满肚子的歌也随龙师跟了去。要不他们这些徒弟也太没出息、太对不住龙师了吧！想到有的村子成立的那些农民乐队和花鼓剧团，范五一脑子一亮，他们何不也成立一支跳丧鼓歌队呢？这样既能赚一些钱，也可以团结起平时像一盘散沙的师兄师弟，把龙师和跳丧鼓这门行当传下去，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要成立歌队钱高粱是非参加不可的。龙师一死，能接替“跳丧鼓歌王”这一称号的就只有他啦。本来，范五一上次是想趁钱高粱回去给龙师唱跳丧鼓的机会，好好把这事儿合计合计的，可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高粱却在城里把腿摔断了，害得那场跳丧鼓由于龙师这个平生最得意的徒弟的缺席，逊色了许多。
　　现在，面对伤腿溃烂散发着臭味的钱高粱，范五一觉得自己的计划也像钱高粱那样，随时有变成瘫子的危险。他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打官司？说得倒轻巧！你们以为官司是那么好打的嘛？还要告张大奎！那张大奎是什么样的人物？连乡领导都要巴结他，他从城里回去坐的小汽车是奥迪！奥迪懂吗?比乡长的车还高级呢，那是你们随便能告倒的吗？范五一觉得钱高粱除了唱跳丧鼓和干点力气活儿，简直太不了解这世道啦，不，这不怪他，是他那个混账儿子太不晓得深浅了。范五一想劝钱高粱趁早放弃了这个念头。可他说了半天，钱高粱始终扎着脑袋不吭声。直到范五一把在心里闷了好些日子的那个“计划”兜了出来，钱高粱才抬起头，暗淡的眼睛突地亮了一下，但很快就像萤火虫似的灭了下去。他叹了一口气说：“都找人借了2000块钱呢……”
　　范五一听了，暗自叫苦，心想：这父子俩是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啊。人要是犯起糊涂来，神仙也拿他没办法，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万一老天爷开恩，官司真的打赢了呢？那些电视剧不就是经常这么演的吗？到时候我岂不是好心作恶人么？罢罢，我还是少操这份闲心吧！范五一这么一想，心里就平坦了许多，但他又不能就这么离开，来之前，小乐妈再三托自己帮忙，一定要搞清楚钱高粱的腿什么时候能治好回家，他们家的那两亩晚稻都熟透了，就等着小乐回去帮着收割呢。还是等小乐从外面回来，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走吧，他正好也可以和钱高粱唠唠那个“计划”的事儿，看得出，高粱对“计划”还是蛮有兴趣的。范五一这么想着，便打消了马上走的念头。他帮着把乱糟糟的屋子打扫了一下，就出去给钱高粱买酒精和草药。要是不把他那伤腿清洗清洗，敷点儿草药，没几天就会废了的……
　　
　　第四章
　　
　　钱高粱的腿肿得越来越厉害了，虽然范五一临走前帮着敷了些草药，但他的伤是在骨头上，碎裂的骨头没有愈合，黏在上面的皮肉又如何能好呢？随着疼痛的加剧，钱高粱常常整夜整夜地呻吟，疼得睡不着觉，真正尝到了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儿。这时候，钱高粱就后悔不该跟着小乐提前出院的。要是还在医院，张大奎总会出钱替他把伤治好，再怎么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样，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案子尽快有个眉目。他想，哪怕张大奎不能像小乐说的那样给10万块钱，多少赔一点钱让他先把腿治好也行啊。
　　但案子的事仍然没有什么进展。每次钱高粱催问，小乐总是说“快了快了”，每次都是这句话。若催急了，小乐倒不耐烦了，瞪他一眼：“催个么事？我比你还急呢！”
　　小乐的确比他爹还着急。那几天，他把钱高粱撂在那间臭气熏天的黑屋子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了。他当然没去别的地方，一个是法院，一个是包立民的律师事务所。他和法院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去法院其实毫无实际意义，去了也只是袖着手站在法院外面，远远地望着身穿法警制服的门卫和从开到法院大门口的小汽车内钻出来、面色冷峻、步履匆匆、胳膊下夹着公文包的法官模样的人，腿肚子忍不住一阵发软，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了。在这个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年轻人心目中，法院始终是一种威严的象征，就像小时候他爹钱高粱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样。当然，现在他爹钱高粱在他心目中的那种威严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法院就像是他爹的另一个替身似的，总使他感到一种近乎本能的畏惧。他像一个在外面赌输了钱想回家找父亲要钱再回去扳本又害怕挨揍的孩子，拿着一张报纸蹲在法院外面的水泥地上，佯装看报纸，其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眼睛滴溜溜地东张西望，形迹十分可疑，有点像电影中窥探情报的便衣特务。等两腿都蹲麻了时，小乐就走到附近的法院公告宣传橱窗前，将那些法院的宣判或案件开庭公告之类一张不漏地看过去，似乎想找到他爹的案子开庭的公告。当然，这只能是钱小乐的异想天开。如果开庭，法院肯定会发出正式的通知，或者通过包立民转告他们的。这点常识小乐还不知道？
　　相对于法院，钱小乐进出包立民的律师事务所就随便得多了。他三天两头地往包立民那儿跑，不管律师事务所有没有人，包立民忙还是闲着，小乐进去后，像当初还没有跟包燕分手时去老丈人家那样，一屁股坐在那只海绵絮都露出来了的旧沙发上，开头就是那句：“二叔，开庭通知下来了吗？”
　　包立民坐在办公桌后面，眼睛从厚厚的案卷上稍稍移开片刻，但目光其实并未落到小乐脸上，而是停留在半空中，“再等两天吧，快了快了。”
　　跟小乐回答他爹钱高粱几乎一字不差。
　　再或者是：“莫急么，你当法院只办理你爹这一桩案子？”
　　包立民的态度很是耐心，没有显出任何不耐烦，回答的也颇有说服力。是呵，法院是人民的法院，又不是他和钱高粱父子两个人的法院，怎么能只办这一桩案子呢。小乐自然不好再进一步催问下去，只好顺手从沙发旁边的报架上取过一张法制报，煞有介事地阅读起来。自从拿定主意拉着他爹打这场官司后，只要有机会，小乐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法律知识的。
　　

　　这当然只是包立民不忙和办公室没别人的时候。如果有人来谈案子，钱小乐还这么大模大样地坐在本来就很小的办公室看报纸，或者一遍一遍地催问那句“二叔，开庭通知下来了吗”，包立民脸上明显地流露出了不悦之色，又不好当着人表现出来，不管怎么说，小乐现在还是他名义上的侄女婿嘛；再说，小乐也是他的当事人，催办案子也是正当权利么。但包立民还是有些受不了了，他微微皱起眉头，中止谈话，离开办公桌，对小乐招了招手，示意他跟自己到外面去一下。来到走廊上，包立民尽量压低嗓音，用“二叔”的口吻说：“小乐，我办的这案子可是个大案。你爹那案子算个么事，小菜一碟罢了，别担心嘛。”
　　小乐说：“二叔，案子再拖下去，我爹的腿就完了。”
　　包立民沉吟了一下，像驱赶蚊子似的，挥了挥手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我明天再去法院催一催，最多两三天就会开庭的。”
　　这是包立民嘴里第一次吐露出准确的开庭日期。小乐似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心满意足地离开律师事务所，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爹。“两三天”，这的确让在疼痛中一分一秒都倍受煎熬的钱高粱，看到了一线希望。
　　在这两三天期间，小乐破例没有外出，而是尽心尽意地照料起他爹来。他按照范五一开的方子，去药房买回草药，捣碎后给他爹敷上。现在，钱高粱的腿肿得已经没法上夹板了，连裤子也很难穿上去。每挪动一下都会引发一阵真正发自骨髓的疼痛。考虑到开庭时要去法院，小乐还亲手给他爹做了一副拐杖。这大概是他学木匠手艺以来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东西。钱高粱试了一下，虽然疼痛使他不敢多走两步，但他对儿子的孝心还是觉得挺受用，自从摔伤之后一直愁眉不展的脸上居然破天荒露出了一丝儿笑容。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和儿子患难与共的感受。瞧着小乐做拐杖时满头大汗的脸庞，他寻思，既然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自己也不能整日这么唉声叹气的，应该打起点精神来，就像《罗成显魂》中唱的那样：
　　开弓没有回头箭，噫呀呀,
　　我只能咬紧牙关往前冲……
　　这么想着，钱高粱嘴里就哼出了声，情绪也好了许多。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小乐，到了法院，咱和张大奎算是个么关系？”小乐像个内行那样不假思索地说：“到了法庭上，他张大奎就不是老板了，他是被告，咱是原告。原告，懂么？就是我们搞他狗日的！”钱高粱听了很新鲜。“被告，原告！”他反复品味着这两个怎么念都有些拗口的词儿，觉得小乐这些年也不是什么都没学到，至少比自己懂法咧……
　　到了第三天，小乐连早饭也没顾得上吃，早早地来到律师事务所，可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小乐就在楼下等。等到了上班时间，还没见到包立民的影子。小乐有些纳闷，以前包立民上班都很准时的，有时甚至提前就到办公室来了，今天八成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吧。这么想着，小乐就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他到附近的小吃摊买了两根油条和一碗豆浆，蹲在地上吃了，又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会儿，直到太阳晒得他身上有几分燥热起来，才回到律师事务所。可大门还是紧闭着，别说包立民，就是另外两个律师也没见来上班。今天真是邪了门了，小乐暗自嘀咕道。索性一屁股在紧挨着办公室的楼道上坐了下来。这样一直等到了中午，小乐才看见一个戴眼镜，跟小乐差不多年纪的律师扎着脑袋从楼梯那儿走来。
　　小乐眼睛一亮，赶紧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迎了上去，说是迎，其实是挡住了来人的去路。小乐记得包立民曾经叫他小郭，便叫了一声：“郭律师，我二叔呢？”那郭律师大概在想什么事情，小乐猛地这么一叫，几乎让他吓了一跳。他抬起头，诧异地看着小乐，虽然小乐经常来律师事务所，打过不止一次照面，但他显然一时没认出小乐来。“你二叔？你二叔是谁？”“我二叔是包立民呀。”郭律师这才认真地瞅了他一眼。“包律师出差去了，你找他有事？”他一边说，一边掏出钥匙开门。“是啊，二叔说让今天来听消息的。”“什么消息？”“我爹的案子呗。”小乐有些急了，跟进办公室，不甘心地问：“我二叔去哪儿出差呀，他没给我留个话吗？”郭律师摇了摇头说没有。小乐道：“这就怪了，二叔说这两天就要开庭呢。”郭律师道：“不可能。案子快开庭，我还能不知道么？”
　　小乐听了，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愣怔了一会儿，才想起什么，又问了一句：“我……二叔，他多久能回来？”郭律师思忖了一下道：“说不准，他这次去办的是个大案。大案，明白吗？很棘手的……”
　　小乐蔫头耷脑地离开了律师事务所，一路上心里还在忐忑犯愁，不知道怎么给他爹说呢。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看来瞒是瞒不过去了。小乐回去时，钱高粱正拄着那副新拐杖在屋子里练习走步，大概是为了去法院参加开庭做准备吧。他拖着那条肿胀的伤腿一步一瘸的，脑门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儿。见小乐没精打采地走进屋，没等他找词儿，钱高粱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收起拐杖，顺势往后一靠，坐回到了床沿上。父子俩眼对眼地互相瞅了对方一会儿。末了，还是小乐先开腔道：“我……二叔，他出差去了。”
　　“莫一口一个二叔的了好不好，听了几烦心！你当你还是他家的女婿？”钱高粱白了儿子一眼，“别被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呐！”做父亲的这话不轻不重，小乐的脸一红，嘟哝道：“他不会骗我的，横竖还是他们家的血肉呢。”钱高粱哼了一声：“人心隔肚皮。你媳妇也像你这么想，她就不会撇下你们父子跑啦。”
　　父子俩对眼前的事一筹莫展，打了一阵嘴皮子仗，就偃旗息鼓了。两个人心里坠坠的，都不愿意往深处想。他们大概也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一切只能等包立民出差回来再说了。钱高粱脑子里再次冒出《罗成显魂》中的那句唱词：“小罗成陷进了淤泥湖，不由得仰天长叹一口气。”
　　在等包立民出差回来的那几天，小乐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在屋里呆不住，他就往马路上跑，像从前当学徒时那样在马路上乱逛。可他逛着逛着，就逛到法院门口去了。
　　法院门口仍然很热闹，不断有人进进出出，那些人无一例外西装革履，一个个器宇轩昂，不管是不是法官，都像装着满脑袋的官司，脸绷得紧紧的。其中八成也有人是被告和原告吧！小乐想。停在门前的也都是清一色的小汽车，什么牌子的小乐说不上来，反正看上去乌光闪亮的都很高级。小乐甚纳闷：这些人出门都坐小汽车，又不缺钱花，来打哪门子官司呢，吃饱了撑的吗？
　　一天下午，小乐忽然看见从一辆在法院门前刚停稳的小汽车内钻出两个人很眼熟，仔细一瞧，走在前面戴墨镜、威风凛凛的那个是张大奎，像保镖一样尾随其后的是周国庆。他们俩一下车，就直奔法院大门而去，瞧那熟门熟路的架势，仿佛是这儿的常客了，连门卫也没拦他们一下……
　　自从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节无效后，小乐就没见到过这两个人。瞧张大奎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气，他这个被告把法院大门当成了他自家的菜园子似的，我这个原告还没进去过呢，他到法院来干什么？
　　小乐心里不禁有些犯疑。他睁大眼睛盯着法院大门，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张大奎和周国庆才从里面走出来，张大奎旁边还跟着一个矮矮胖胖、40多岁的法官模样的男人。两个人显得很亲密，一边走一边交头接耳，一直走到小车旁边，两人才握手告别。张大奎坐的那辆黑色小车从小乐面前一晃而过，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小乐再也没有心思呆下去，满腹疑窦地从法院门口离开了。
　　又等了两三天，包立民出差终于回来了。小乐是在律师事务所的楼道口截住他的。包立民见了小乐，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好像早就知道他守候在这儿。他鼻孔里哼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绕开挡住楼道口的小乐，向办公室走去。小乐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叫二叔，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走进了包立民的办公室。
　　

　　“坐吧，小乐。”包立民背对着小乐一边脱外套，一边说，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但小乐没有坐。他像个士兵那样面向包立民的脊背，直挺挺地站立着，呼吸有点儿重呢，像拉风箱。
　　“为这个案子，我爹和我找人借了两千块钱。”小乐对着包立民的后脑勺说，“为了等案子开庭，我爹的腿都开始发臭了。”小乐的呼吸声越来越重，重得满屋子都能听见呼哧呼哧的声音。“我看见张大奎了，在法院大门口。”小乐继续说：“案子到底能不能开庭？你给个实话吧，可别把我和爹蒙在鼓里，二……叔！”
　　包立民这时已经转过脸来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摁灭了。“小乐，你不要冤枉你二叔我没尽力，为这个事我自己掏钱请了两次客……既然你已经看见了，我就明说了吧。”包立民掀起眼皮，瞟瞟小乐，“法院本来决定立案的，这是民事庭我那个朋友亲口说的，他还说案子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可张大奎到法院去了，找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后来事情就开始变化了，我一直没告诉你，也是想再争取争取，可那张大奎的本事也忒大了，硬是把一个就要开庭的案子撤掉了……”他满腹苦衷地叹了口气，“唉，人家钱多嘛！”
　　“这么说，那两千块钱是打水漂啦？”小乐说这话时，眼睛有些充血，红红的。
　　“也不一定吧，我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包立民说，但听那口气，已经很勉强了。小乐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包立民，突然调转身，往外面走去，包立民连叫了两声：“小乐，小乐！”他都像没听似的。
　　第五章
　　“好一个你二叔咧。”钱高粱歪在床头，翻来覆去就这句话，“好一个你二叔咧！”他每说一遍，还把那副桑木做的拐杖往地上重重地杵一下，“我早就说别指望天上掉馅饼，你就是不听，现在哪么办？两千块钱白白打水漂了。”小乐道：“也不能完全怪他，怪只怪狗日的张大奎钱多，把法官麻翻了。”“不怪他？他不是说打包票的么？”钱高粱道，“我成了瘫子不说，去哪儿弄500块钱还给戴老师？说呀，你这狗杂种！”小乐朝他爹翻了一下白眼：“你才500块，我借了1500块，还写了借据呢。”一副哑巴吃黄莲的口气。
　　父子俩像做生意赔了本的合伙人那样数落着。小乐自知理亏，就闷着头不吱声了。见儿子认了错，钱高粱也就不再唠叨下去。他就是把小乐打一顿，也不能把那2000块钱追回来。这两天，他的腿已疼得不那么厉害了，肿胀的地方也渐渐萎缩下去了，腿上的皮肤像枯树皮那样皱了起来，一拽老长的。可他的腿却比以前更乏力，一点也使不上劲儿，骨头好像完全脱了节似的，下半截变成了一截木头，硬梆梆的，掐一下毫无感觉，仿佛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一样。钱高粱清楚，他这腿真的要废掉啦。
　　事已至此，钱高粱倒平静下来了。凡事得认命，不认命不行啊。命里注定他后半辈子是瘸子，他就得认了，后悔也没有用。这是他唱了大半辈子跳丧鼓，从那些歌本中悟出的道理。可惜他还悟得不够彻底，被小乐扇乎得昏了头。现在梦醒了，钱高粱反而感到一阵轻松。他压根儿就没指望天上掉馅饼，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呢，即使真的掉下来，他说不定还以为是做梦的。他本来就没想打这个官司嘛，跳丧鼓歌本里怎么唱来着？“一枕黄粱化泡影”，让张大奎赔偿十万块钱是小乐做的白日梦。可他们父子俩欠下的2000块钱债确实铁板钉钉，赖都赖不掉的。钱高粱虽然过了快一辈子的穷日子，却从没赖过别人的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那500块钱还给戴老师。话虽这样说，他就是把自家的那幢土坯房卖掉也值不了几个钱呢。钱高粱左思右想，念头还是转到了张大奎身上。落到这步田地，也只能再去找人家啦。咱不说找他赔偿，只求他帮忙把那2000块钱还掉总可以吧？转念一想：什么叫“被告”“原告”？他们父子俩把张大奎告到法院，那不等于撕破了脸皮么？但钱高粱又想，毕竟是乡里乡亲的，张大奎不会做得太绝吧！
　　钱高粱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主意一拿定，他就叫了一声小乐，扶我上板车！小乐哭丧着脸，也正在为他欠下的那1500块钱发愁，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去……去哪儿？”
　　钱高粱从床头拿起拐杖，沉着脸说：“去找张大奎。”
　　张大奎在城西有一座三层楼的房子，紧挨着古城墙。那是他全家搬进城后做的，去年才竣的工。说起这栋房子，钱高粱还真没少流过汗。从开挖地基、搬砖和灰、抬预制板，到房子封顶后装修，他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当然，张大奎也没亏待他们这些民工兼乡亲，工钱比在别的工地一分不少，还管一日三餐饭，每餐饭有鱼有肉，这么好的“待遇”，他们干起活来自然也比在别的工地上卖力得多。房子全部装修完工时，张大奎还在油漆未干的大客厅摆下两桌丰盛的酒席，给他们加餐。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很久没沾过酒的钱高粱也喝多了点。钱高粱醉眼蒙眬之中，看着天花板上龙凤呈祥图案的水晶大吊灯和整个金碧辉煌的大客厅，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在古时候，这样的地方，大概只有皇帝才能住吧？娘卖×的，张大奎这辈子活得真值啊……
　　当钱高粱由小乐用板车拉着穿过大半个城市，找到那座房子时，他差点儿认不出来了。楼房外部又增加了许多复杂的装饰，看上去更加像一座宫殿了。更重要的是楼房四周围起了一道足足有两三米高的铁栅栏，每一根铁栅锋利得像箭镞似的，齐刷刷地直指青天，让人忍不住要往后缩一缩脖子，产生一种冷飕飕的感觉。两扇大铁门关得严严实实，就差门两旁没站着警卫了。
　　钱高粱对瞧着铁皮大门发呆的小乐说：“还愣着搞么子，去叫门呵。”
　　同前些天嚷嚷着打官司那会儿相比，此时小乐完全像换了个人一样，变得毫无主张了。如果说这以前钱高粱得听他的，现在则是听他爹钱高粱的了。这会儿，小乐如梦初醒地看了他爹一眼，放下拉板车的绳套，举起拳头就要擂门，但临了他又犹豫一下，将拳头伸展开来，改为手掌，拍响了那扇用油漆漆成朱红色的铁皮大门。
　　嘭、嘭、嘭。拍门声很厚重，在钱高粱听起来，像他唱跳丧鼓场上的击鼓声，只不过没那么富有节奏。小乐不敢用力过重，他的手掌岂能跟那厚厚的铁皮较劲？即使这样，拍了两遍后他的手还是有点儿发胀，像蚂蚁咬了似的，麻麻的。他停顿了一下，正打算换一只手再拍门时，铁皮大门突然裂开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方窗，中间露出一张核桃似的老婆婆的脸孔来。一对灰白的眼珠在方框中像两颗布满灰尘的弹子那样，骨碌碌地转动着，怪怪的。“莫敲，莫敲。”老婆婆含糊不清地小声咕噜着，一边对小乐歪歪丝瓜瓤样的嘴巴，“按那个，那个……”
　　小乐没明白过来她的意思，只得后退了半步，转过脸去瞟他爹，一副没出息的样子。钱高粱这时已经认出那是张大奎的妈了。只不过大奎妈的目光还没落到他这儿，他一时没吭声。去年她还没来呢，现在楼房装修好了，张大奎把他妈接进城来享福了。这是尽孝心呵。
　　大奎妈的那对弹子似的眼珠总算转到钱高粱身上，认出他来了。大奎爹死得早，过世时还是他钱高粱唱的跳丧鼓嘛。那次在钱高粱的歌唱生涯中恐怕算是一个高峰了吧，他接连唱了两夜，唱完《琵琶记》又唱《罗成显魂》，嗓子都唱哑了。他的歌声在平原的夜空像长了翅膀一样，从一个村庄飞往另一个村庄，使得听歌的人源源不断地涌来，在大奎家门口围了一圈又一圈，喝采声一浪比一浪高，就差把搭在屋檐上的芦席掀翻。那是冬天哪，刀子似的北风裹着雪子儿，打在芦席上，落在人的脖子上，可人们一点也没有散去的意思，那种闹腾劲儿呵！那次范五一是鼓手，后来他笑道：“高粱，你要是再唱下去，我的手打鼓打断了不说，大奎爹恐怕也要从棺材里面爬出来听啦！”
　　

　　你说大奎妈能不认出钱高粱来吗？“这是钱歌师、钱大兄弟吧？”大奎妈那对灰白的眼珠像一下子擦亮了似的，惊诧地瞅着斜靠在板车上的钱高粱，钱歌师，它那裹着脏兮兮的绷带的腿，那拐杖，“你这是……哪么搞的呀？”
　　钱高粱的脸戚戚的，舌头吮了吮干燥的上嘴唇，又吮了吮同样干燥的下嘴唇，却什么也没说，心里其实在说呢：哪么搞，问你儿子去呀，是真不晓得还是装糊涂？他记得大奎妈还对他说过，日后自己死了，是一定要请你钱歌师唱一夜跳丧鼓的，可这下他腿一瘫，恐怕就唱不成啦。
　　这会儿，小乐已经发现了装在铁门旁边的一个红色的按钮。他知道那是门铃。他学木匠时还亲手安装过，城里人都时兴装这玩意儿，按一下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响铃声或美妙的音乐呢。他正打算去按门铃时，可大铁门突然哐当一声打开了。大奎妈站在门口望着这父子俩，像欢迎亲戚那样笑眯眯地说：“大兄弟，快进来吧。”
　　父子俩反倒扭捏起来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似乎有点儿不敢相信，有点儿受宠若惊。钱高粱支支吾吾问了一句：“大、大奎呢？”大奎妈道：“大奎不在家哩，有事进来说吧，大兄弟。”钱高粱从敞开的铁门朝里望了望：“屋里没有……别人？”大奎妈道：“他们一天到晚在外面，也不晓得都忙些么事，让我这老婆子看家，连个说话的伴也没有。”听话音像是在抱怨，但看表情分明又是在炫耀，炫耀儿子的出息和自己的福气。
　　钱高粱对小乐使了个眼色，小乐就过来搀扶着他爹，走进了这座气派的楼房大院。
　　大奎妈看上去挺精神的，不仅没有以前见老，反倒年轻了几岁似的。晃动着两只粽子似的小脚，不停地给钱氏父子沏茶递烟，乡下那套招待客人的礼数一点也没落下。这倒让钱氏父子不大自在，甚至有点儿惴惴不安、心怀鬼胎了。莫非大奎妈真的不晓得我跟他儿子之间的事情，不晓得我把大奎告到了法院，我是“原告”，他儿子是我的“被告”？钱高粱一边纳闷地这么寻思，一边打量着这座曾经留下过自己汗水的楼房。当初他可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楼房的主人打一场还没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官司么？
　　如果大奎妈晓得了，还会这么热情地端茶递烟吗？想到这儿，钱高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有些坐不住了。他问大奎妈：“大奎么时候回来？”大奎妈道：“么时候回来？有时一天两天，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见影子的，也从不跟我这个娘打声招呼！”她嘟哝着，这才想起什么似的问：“大兄弟，你有么事？要不等大奎回来我跟他讲一声？”钱高粱吞吞吐吐地说：“不了，我还是下次再来吧。”说完，他就又给像个保镖站在他身边的小乐使了个眼色，拿起拐杖，小乐就搀扶着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了。
　　过了两天，钱高粱又坐着小乐拉的板车，早早来到了张大奎家的门口。那扇深绿色铁皮大门仍然紧闭着，这次小乐没用巴掌拍门，而是按的门铃。门铃声有点像蛐蛐叫，听起来很欢畅，精神气十足的样子。小乐按了一下，没人开门；又按了一下，还是没开门；当他正要按第三下时，铁门上的那个小方窗悄悄拉开了一条缝，露出大奎妈那张老丝瓜样的脸孔来。“是……你们？”她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压低着嗓门，上次的那种热情劲儿不见了，打量他们的眼神也与上次明显有些异样。
　　钱高粱见大奎妈这次丝毫没有开铁门让他们进去的意思，就咂了咂嘴巴，问：“大奎……他回家了吗？”
　　“没，没呢，”大奎妈说了半句，又把话咽了回去，“哦么，大奎他刚回家……又出去了。”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明不白。
　　钱高粱有几分狐疑地问：“他何时……回来？”像念跳丧鼓唱本的道白。
　　大奎妈支吾道：“我哪晓得？”
　　钱高粱瞥瞥小乐，似乎下了某种决心：“那我们等他吧。”说罢，将原本起身拄在手中的拐杖重新放回了板车。
　　大奎妈见状，那张多皱的脸显得有些呆滞，真正变成了木刻似的。“还是莫等了吧，大兄弟……”她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叹了口气，从小方窗口离开了。
　　钱氏父子就这样被撂在门外了，他们只得在外面等啦。从早上八九点多钟一直等到快中午了，也不见张大奎的影子。其间，大奎妈那张木刻似的脸至少在那个小方窗闪现了两三次，近乎于鬼鬼祟祟，一闪就不见了。十二点过后，这父子俩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快撑不住了，大奎妈这时又露了一下面。她将两瓶矿泉水递出窗外，对小乐摆动了几下：“喝口水再回去吧，你们等不到大奎的。”她话中有话地说。小乐犹豫了一下，上前接过了矿泉水，一瓶自己拿着，另一瓶递给他爹。钱高粱却不接，小乐不耐烦了，给他放在板车上，自己拧开瓶盖，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地喝起来。钱高粱使劲咽下口水，冷不丁问了一句：“大奎说甚么了？”大奎妈没回答，却眼神怪怪地瞧着他：“大兄弟，你这腿……你把大奎给告了？”钱高粱一愣，竟不知如何回答。“不是我不想开门，是大奎他吩咐过了……”大奎妈又说，明显带着些歉疚，说完，又从那扇小方窗口消失了。
　　父子俩再次怏怏而归。一路上他们都很长时间没说话。后来，在前面拉板车的小乐终于忍不住骂了一句：“狗日的，张大奎存心躲着我们咧。”
　　钱高粱抱着拐杖蜷缩在微微晃动的板车上，没接小乐的话茬。直到对面一辆大卡车从旁边驶过之后，溅起满身满脸的尘土，他啐了一口唾沫，脸色阴郁地说了句：“他躲过了初一能躲过十五？我就不信他永世不回家……”
　　从那天开始，钱氏父子和“被告”张大奎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每天，钱高粱就让小乐用板车拉着来到张大奎家附近的那条街道口，两人像上班一样早出晚归，还带上了干粮和水，一副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天气已经有点凉了，如果在乡下，早上的田野上都能看见白花花的露水啦。城里人也大都穿上了外套和毛衣，但钱氏父子身上仍然穿着单衣，中午还不觉得什么，可到了早上和晚上，就冷得瑟瑟发抖，牙齿直打架。父子俩没办法，第二天出来时只好带上编织袋披在身上当外套。
　　尽管钱氏父子每天早出晚归，像两个勤勤恳恳的便衣侦探守候着张大奎回家的必经之路，但张大奎似乎早有防范，一次也没让他们碰上。莫非为了躲他们，张大奎连家也不敢回了？小乐曾经去工地上找过，也没看见张大奎的人影，那周国庆见了小乐，叼着香烟，不阴不阳地冲他翻翻白眼：“你和你爹不是要把我哥送上法庭吗？怎么还连他的毫毛都没摸到一根啦？”小乐气得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可冤有头债有主，对他撒气有什么用呢。有好几次，他们都看见张大奎的那辆黑色小汽车从十字街口开过来了，可一眨眼的工夫又不见了。这样持续了几天，父子俩沉不住气了。他们决定改变守候地点，转移到十字街口的一棵大梧桐树下。第二天，张大奎的小汽车从远处开过来了，在十字街口正要拐弯时，小乐拉着板车突然从梧桐树下窜出来，当街一横，小汽车哧啦啦一声来了个急刹车，差点儿撞上板车和坐在板车上的钱高粱。开车的是周国庆，他满脸恼羞成怒，摇下车窗破口大骂道：“娘的个×，穷疯了，想钱连命都不要啦？”一边骂一边打开车门，看那架势似乎要把板车掀到路边去。坐在后座位上的张大奎深不可测地绷着脸，低声喝住了他，周国庆顿时像缩头的乌龟一样把身体收了回去，大幅度地打了几下方向盘，小汽车哼哼唧唧着，屁股后冒出一股股黑烟，歪歪斜斜地行驶了一段，然后从来的方向逃也似的驶走了。小乐还徒劳地追了几步，吃了满脸的灰尘，气得他抹了一把脸，冲着小汽车消失的方向骂了句：“张大奎，我日你老妈！”
　　钱高粱木雕似的坐在横在马路当中的板车上，似乎没听见小乐“日”张大奎的“老妈”，如果听见他会反而斥责小乐的。这会儿，他的脸色先是涨得通红，接着变得惨白，然后变为煞黑，最后变成了蜡一般的黄色，像个死人。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跳丧鼓歌师没有料到张大奎对他会是这种态度，他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原来以为乡里乡亲的，自己好歹还给他爹唱过丧歌，哪怕最后一分钱也不赔偿，也总该给他一点面子呢。可张大奎竟然连和他说一次话的机会也不给，就像他们从来不曾认识一样，就像他不是在他工地上做工摔伤的，而是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不，连陌生人也算不上，在张大奎眼里，他们大概只是两条虫子，随便用脚板踩一下就粉身碎骨了吧！钱高粱觉得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了。这是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有受到过的伤害，这种受伤害的严重性，似乎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腿受伤的程度。所以他坐在板车上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好半晌都缓不过劲来。小乐还以为他刚才被张大奎的车撞了呢。他伸出手去想摸一下他爹的脑门儿，但还没容他摸到，钱高粱就用胳膊挡开了。
　　

　　“下一步我们……哪么办？”小乐问他爹。这个曾经梦想通过一场官司一夜致富的年轻人，现在心里完全没了主见，把决策权交给他爹了。
　　钱高粱似乎也没了主张，喃喃道：“……哪么办？”
　　这时，很多行人都像瞧猴把戏似的朝钱氏父子围拢过来了。年轻的小乐可不想被人当猴看，要是让哪个师兄师弟瞧见了多丢人，他赶紧操起板车把手，拉着他爹匆匆突出了围观的人群。
　　“哪么办？”坐在板车上的钱高粱脑子里反复转动着这个念头，仿佛一只蚊子飞进了他的脑壳，嗡嗡响着，就像那些法轮功练习者宣称的“转法轮”一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灰尘味、汽油味以及人身上发出的汗臭味儿。进城打工这么长时间，五十出头的钱高粱还是头一次这样消停地经过城市的马路，头一次发现城里的空气真像一口恶浊的大染缸，人泡在里面浑身发痒。虽然他的腿多半要瘫掉了，受伤的骨头和肌肉在皮肤下面腐烂的臭味儿越来越浓烈，自己都觉得恶心。可钱高粱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瑟缩着身子，老老实实地坐在板车上，由他儿子拉着，像拉着头一再降价都卖不出去的老牲口。
　　此刻，钱高粱由于脑子里正在思考着的事关“下一步”他们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而活了大半辈子，他才第一次切切实实地突然琢磨起自个儿是个什么样的人来，而且是在城里！对一个乡下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可笑？不，一点也不可笑！他摇摇头否定道。促使这位大字不识的跳丧鼓歌师破天荒琢磨这个问题的当然是他的老板张大奎，确切地说，是张大奎不把他当人看，才让他琢磨起这个只有哲学家才思考的问题的。而张大奎为什么不把他们父子俩当人看，把他们看得连虫子都不如呢？钱高粱百思不得其解。他坐在板车上思前想后，终于找出了答案：首先是法院没把他们当人，张大奎才理直气壮地不把他们当人看的。如果不是法院拒绝受理他们的案子，张大奎敢这样么？他就得和我们平起平坐在法庭上了，他张大奎不就成了被告么！
　　解铃还需系铃人。钱高粱蓦然发现，他们父子俩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像驴拉磨似的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些日子全是白折腾了。
　　一霎那间，钱高粱脑子一片空白，突然，他嘴里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三个字：“去法院。”
　　正在不快不慢地拉着板车的小乐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收住脚步，竖起耳朵问：“去哪儿？”
　　钱高粱表情严肃地对他儿子重复道：“去，法，院。”
　　
　　第六章
　　
　　现在，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座使钱氏父子不断升起希望又重新陷入绝望的法院吧。
　　 法院坐落在大十字路东街，左右与电视台和影剧院比邻，对面是新落成不久的古城商业大厦，再过去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一天到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是这座中等城市最繁华也最具现代气息的一条街区。相形之下，法院夹杂其中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当然，像所有的法院一样，我们这个故事中的法院也不例外，从外面看上去它的楼层虽然并不高，只有四层，但由于仿效了美国白宫的造型，整个建筑呈乳白色，中间拱起的楼顶浑圆饱满，但绝对不会使你产生诸如丰乳肥臀之类的色情联想，只会让你产生一种庄重威严、望而生畏、内心受到震慑的感觉。
　　这种感觉对于钱氏父子来说，恐怕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在他们心目中，法院就等于法律，法律就等于公正。可如果法院不给他们所要求的公正，他们也毫无办法。因为对他们来说，法院始终是高高在上，让他们心存胆怯的，就像面对一个严厉的父亲那样，他什么时候对你心生慈爱，什么时候对你暴跳如雷，全凭他的脾气，由不得儿子，做儿子的能跟做父亲的论理吗？是啊，钱氏父子的确是两个十足的法盲，他们所有的法律知识差不多都来自于电影和电视剧，其中还包括那些演绎包公等中国古代清官断案的道德煽情剧。除此之外，钱氏父子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各种复杂细节一无所知，在钱高粱的想象中，法院内也许还有面升堂的大鼓和像包公那样坐堂审案的法官呢，如果不是这桩法院压根儿就没有立过案、而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的诉讼，他们大概这辈子也不会走近法院的大门的。
　　现在，小乐用板车拉着他爹钱高粱来到了法院。在停满各种型号的小汽车的法院门口，突然出现了一辆破破烂烂的板车和两个同样衣衫不整、面孔黧黑的人，无疑是很扎眼的。他们几乎被那些衣冠楚楚、进进出出的人当成了天外来客，要不就是两个疯子吧。持这种猜测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人，还有法院的值班门卫。他们的警惕性和职业敏感度才高呢，钱氏父子刚出现在法院门口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注意到这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先是在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彼此交头接耳着，像是在密谋什么，然后，那个年轻人就将那个拄拐杖的老头搀扶下板车，再次踌躇了一下之后，往法院门口走来。
　　两个穿制服的门卫像发现了重大敌情似的互相交换了下眼色，他们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没等两个人走近大门，就上前拦住了他们，像拦截两枚危险的导弹或不明飞行物一样。
　　干什么的？姓名？职业？打官司？打什么官司？有起诉书么？起诉了？起诉到哪个庭了？哪个法官受理的？不知道？这都不知道还打什么官司！找律师了吗？开庭通知呢？没有？没有来这儿干什么？去找律师吧！包立民包律师？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你去委托他来办理诉讼事务吧。好啦，别啰嗦了，快离开吧，别妨碍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听见吗，快点啊！……
　　钱氏父子被值班门卫连呵斥带推搡地从法院门口驱赶开了。他们连续几天企图进入法院大门的努力结果都是这样。最后一次，门卫恼羞成怒地指着他们的鼻子威胁道，娘卖×！瞧你们讨饭的样子像打官司吗？再来这儿闹，把你们关起来！门卫的语气和表情是粗暴的、鄙夷的、近乎刻毒的，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咆哮。在此时已经彻底感到走投无路的钱氏父子眼里，门卫的这种态度就是法院的态度。50岁出头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感觉到了深深的侮辱和愤怒，那是一种比在张大奎面前遭受到的更为严重的伤害和侮辱。他气得浑身哆嗦，像打摆子一样颤抖，如果不是小乐在旁边搀扶着，本来腿就快要瘫掉的他当时就栽倒在地上了，或者拚尽全力向可恶的门卫一头撞过去了。但他最终忍住了，也许是他刹那间意识到门卫身后倚仗的是那幢威严森然的法院大楼？不得而知，反正这父子俩再次被门卫从法院门口驱赶开了。像两只到处碰壁的苍蝇。
　　这样，就使我们这个注定不可能有大团圆结局的故事的尾声提前到来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钟，也就是国家机关法定上班的那个时间，当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们准时地走进法院大门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沙哑的歌唱声。是这个城市的人们久违了的跳丧鼓调：
　　小罗成陷进了淤泥湖，
　　一身的好武艺没处施展。
　　不由得仰天长叹一口气，
　　好比那平原上的老虎被犬欺。
　　有人听出这是《罗成显魂》中的唱段。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小时候都接受过跳丧鼓这种民间艺术的熏陶，他们进一步听出了其中的韵味儿，从音色到调门，字正腔圆，原汤原汁，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改造的。虽然嗓门有点儿嘶哑了，像个破竹竿敲打水缸发出来的，显得有些低沉和悲凉，可见歌唱者年纪不小了，一听就是从前那种在乡村四处云游的真正的跳丧鼓歌师，听听那音质！悠扬高亢，响遏行云呵，一般的业余爱好者哪有这样的功底？这样的人当然年纪不小了，难道现在还会有年轻人唱得出这样地道的跳丧鼓调吗？
　　这歌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是谁放的CD？抑或是对面古城商业大厦为了招徕顾客又在搞新花样，请来的跳丧鼓演出班子？但歌声分明是从很近的地方传出来的，近得似乎就在头顶上！
　　

　　歌声还在继续：
　　一眨眼，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听起来越来越悲凉、越来越揪人，简直像一把刀子，唱到心里去了。法院里所有人的心都被歌声抓住了，压根儿没法进入工作状态了。岂止进入不了工作状态，简直就像被催眠了似的！连法院院长也是如此。
　　“是谁在唱？”有人如梦初醒地发出了这个疑问。最早发现的当然是那两个克尽职守的门卫，可当他们看见站在法院大楼顶上的钱高粱和小乐之后，一下子呆住了，惊愕得合不拢嘴来，完全变成了两个木雕。脑子里只有一个疑问：这两个疯疯癫癫的家伙，他们是什么时候，怎样爬到大楼上去的呢？
　　紧接着，法院内一传十、十传二十、三十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于是，所有的人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了，聚集在法院门前的广场上，睁大眼睛翘首仰望楼顶，仰望站在楼顶用沙哑的嗓音放声歌唱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仿佛观看两个外星人，或者欣赏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唱会。
　　“这是两个什么人？他们怎么上去的？他们想干什么？”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法院院长大声询问身边的下属。
　　所有人面面相觑，都回答不上来。保卫科长叫来了那两个值班门卫。门卫自知有失职之嫌，却又不能不如实汇报。“那个老的腿摔断了，说要打什么官司……”门卫支支吾吾道，“可什么证明材料也没有，连话都说不清楚……”法院院长蹙起眉头，鼻子“哼”了一声，问身边的下属：“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没有人应声。法院院长的眉头蹙得更厉害了，“这样成何体统？”他咕噜了一句，瞪着那些张皇失措的法官下属们，挥挥手：“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把他们轰下来！”
　　在保卫科长的指挥下，那两个门卫沿着楼梯向楼顶冲去。他们爬上顶楼，发现通往顶层的楼道出口用两张旧乒乓球桌堵死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掀开桌子，登上顶层时，歌声忽然停止了，那一老一少背靠着大楼圆顶，如临大敌地看着两个正要向他们扑过去的门卫，老的在少的馋护下拄着拐杖，慢慢向后撤退，一直退到大楼最边缘，再后退半步就是百米高空了。这时，那老的身体靠着不到一米高的顶墙，站稳脚跟，忽然抬起拐杖，指着门卫说：“莫过来，你们再往前进一步，我就跳下去了！”那小的也在一旁帮腔道：“是呀，再、再往前走，我们就跳啦！”声音颤颤的，显得有点儿紧张，底气明显没有老的那么镇定，却也有一副逼上梁山、豁出去的架势。
　　但门卫还是一下子被震住了。这种只有在电影中出现过的场面，他们哪里见识过？跟在后面的保卫科长也不敢造次，万一出了人命案，他能承担得起？只好对两个门卫摆了摆手，缩回楼梯口去了。他们刚撤退下去，顶楼上的跳丧鼓歌声又响起来了，而且似乎比刚才更高亢、更激越了：
　　前有淤泥，后有追兵，
　　小罗成走投无路没主张
　　开弓没有回头箭，噫呀呀,
　　我只能扬起马鞭往往前闯……
　　法院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看电影的、上医院的、逛商场的，还有大街上来往往的行人都被法院大楼顶层上的跳丧鼓歌声纷纷吸引过来了。而与法院隔街相望的电视台也注意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新闻记者的特殊敏感使他们及时派出了一个精干的现场报道小组，匆匆忙忙地赶来了。
　　眼看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越来越棘手，很快会演化成无法控制的局面。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不可收拾，就会出大乱子了。法院院长当即做出决定：“赶快报警，快！”
　　在法院门前广场上看热闹的人群中，不少人以为这真的是一场跳丧鼓演唱会。因此每唱到精彩处，不时引起一阵热烈的鼓掌和喝彩声。当然，也有知道底细的人。比如张大奎和周国庆，他们也是从法院门前经过时被跳丧鼓歌声吸引过来的，但张大奎怎么也没有想到爬到法院大楼上的是一心想把他送上被告席的钱高粱父子。亏他们想得出来这一招！张大奎远远地眺望这楼顶上那父子俩，从鼻孔里挤出一丝轻蔑的冷笑，二话不说就回头往停在马路边的小汽车里钻进去，周国庆照例像条尾巴似的跟在后面，一边又忍不住回头往法院大楼上瞧了两眼，吐了一口唾沫，骂道：“疯了疯了，娘卖×，这两个家伙真是想钱想疯了，狗急跳墙了！”
　　真所谓无巧不成书，范五一这天也正好从村边的国道上搭了一辆路过的长途汽车，进城来找钱高粱，一是来看看他的腿伤治疗的怎样了，顺便带着小乐妈给他们父子俩捎的换季衣裳；二是再来和他合计合计成立跳丧鼓歌队的事儿。没料到刚出长途汽车站，他就听见了从法院大楼上传过去的跳丧鼓歌声。他一下子就听出是钱高粱的声音。听了几十年了，还听不出来吗？范五一一听那唱词、那唱腔，就知道事情不大对劲。他什么也来不及多想，拔腿就往这边赶来。当他走进密密麻麻的人群，抬头看到站在大楼顶层上钱高粱和小乐，心一下子就悬起来了。
　　这当儿，几辆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开到了法院门口，面无表情的警察们跳下车，呼啦啦一下子沿大楼排开，将人群与大楼隔离开来，几个警察还从车内抬出一块帐篷样的大汽垫，放到正对着钱氏父子的大楼墙根下面。而另外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则猫着腰悄悄从法院大门口进入大楼里面，像电视中播放过的反恐练习场面……
　　整个气氛由于警察的出现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才意识到并非演出的人们骚动起来，开始拥挤着往后退。法院门口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一锅用勺子很难捞起来的稀粥。
　　电视台的报道组在一辆白色面包车上支起了摄像机，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了大楼顶层，正在忙于调整焦距。
　　看来，他们要直播这场突发性事件了。
　　却说在古城墙附近的旧居民区，这会儿，一个年逾七旬的老者戴着一副瘸腿的老花眼镜，正在光线幽暗而异常寂静的书房里奋笔疾书。他就是毕生从事地方民间艺术整理和研究的戴老师。
　　此刻，戴老师正在撰写那部耗时已久的专著，刚刚写完关于跳丧鼓的章节，还没来得及润色：
　　在江汉平原乡间，谁家老人过世了，操办丧事，都兴请歌师唱一夜跳丧鼓，然后才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将老人下葬，否则，这丧事无论如何都称不上圆满的。谁也说不清楚这种风俗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盛行的，反正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跳丧鼓歌师，每个人肚子里几乎都装满了从上一代歌师口口相传下来的歌本和传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大字不识，却对各个朝代的兴衰和许多历史人物的悲欢沉浮了如指掌，其熟谙程度，简直不亚于那些专治历史学的专家，当然，从他们口中唱出来的“中国史”，是一部充分民间化，伦理化，甚至想象化的“野史”，有他们自己的善恶美丑和是非的认知方式及标准。比如在他们心目中，唐代将军薛仁贵是由一只白虎转世的，而樊梨花有着移山倒海的本事；再比如他们将庄子推崇为跳丧鼓的祖师爷，就像木匠将鲁班尊崇为祖师爷一样，证据就是庄子在其妻子去世时“鼓盆而歌”。至于庄子在中国历史或文化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其实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对于这种认知方式和标准，歌师们是笃信不疑的，表现出罕见的固执。但正因为这种固执，才为那些在广大的乡村艰难生存的人们，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你别看这些歌师平时各忙各的农活，跟一般庄稼人没什么两样，可一旦有人来请他们去唱丧歌，便扔下手中的锄头或镰刀，收拾好唱歌用的锣鼓家业，连沾满泥巴的双手都顾不上洗一下，身上的脏衣服也来不及换掉，就匆匆上路了，像一群身怀绝技的侠客……
　　很显然，戴老师对完成的章节并不十分满意。他微微皱着稀疏的眉毛，重新浏览了一遍之后，对于其中存在的疏漏，看来还得等找一些民间艺人了解之后再作补充和修改了。他就是在这时候想到跳丧鼓歌师钱高粱的。也不知道他的腿治好了没有？戴老师这样想着，顺手打开了摆在墙角的一台14寸的北京牌老式电视机。
　　突然，他的目光被电视上出现的镜头吸引住了──
　　人头攒动的法院广场。严阵以待的武装警察。威严矗立的法院大楼。大楼顶层两个衣衫不整、面容憔悴、难民模样的人，那上了年纪的在年轻人的搀护下拄着拐杖靠墙而立，嘴巴念念有词，扯起嗓门在放声歌唱，仔细一听，他唱的是跳丧鼓歌本《罗成显魂》。戴老师觉得那两个人有些面熟，再认真打量一下，这不是乡下那个著名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和他的儿子小乐么？
　　此刻，楼下的警察拿着话筒正在向楼顶喊话：“楼上的人听着，楼上的人听着，赶快下楼，不要采取极端行动！”
　　但钱高粱置若罔闻，仍然字正腔圆地唱着跳丧鼓《罗成显魂》，他一边唱，还一边用拐杖敲打着墙头，嘴里模仿着锣鼓的伴奏声：“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他唱着唱着，忽然停住了，转过脸对身后喊道：“你、你们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啦！”说着，他将一条打着绷带的腿颤巍巍地跨上了墙沿……
　　从电视荧屏上看，歌师钱高粱和他儿子钱小乐，像同一战壕的战友那样，肩并肩地互相依靠着站在一起，干巴巴的脸上，显露出一种亢奋和谵妄的表情，看上去，真的像两个疯子。
　　戴老师惊呆了，昏花的眼睛瞪得老大，那副断了条腿的老花眼镜从耳边滑落到水泥地板上，发出一阵轻微的碎裂声。
　　
　　责任编辑 胡 翔